对越自卫还击战老兵回忆录之一

    温兆均同志，福建省永定县人。1976年2月入伍，服役于福州军区二十九军守备二师八团一营三连。服役期间曾参加团和军教导队的集训。1979年1月报名参加中越边境作战。随中国人民解放军43军127师381团4连在那次战斗中经历了强渡奇穷河、攻占迷迈山、打禄平、克谅山等大小十几次战斗。由于作战勇敢，机智灵活，特别是在攻打班快山510（此战后被列入军科战例选编）及后来的550高地的的二次战斗中，冲锋在前，战绩突出。荣立二等战功，战后被保送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南昌陆军学校学习，毕业校。

　　　　　　　　　　　　　　　　　　　　　　　　　　　　　　　　　　　　　　　　　　　　　　　　　　　　　　——编者

　　　　　　　　　　　　    参军与请战

    1976年2月，我在家乡福建省永定县城关报名参军，经体检政审合格后批准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然后服役于福建长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二十九军守备二师八团。分配在一营三连。

    说起我参军的动机，简单又复杂。当年能够当上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是绝大部分农村青年的最大愿望。这种愿望有社会和政治环境的影响，但竞争非常激烈，想参军的人太多了，一般都要各方面比较优秀的人才有机会。作为我个人，在众多优秀青年中能被挑选入伍，当然有一种光荣和自豪感。可我的一个姑姑却劝我不要当兵，认为当兵虽光荣体面，却有生命危险；而我另一个姐姐听说我被批准入伍，却大大松了一口气说:这下可好了，有大锅饭吃了　。。。。。。。她所谓的“大锅饭”，是指能在部队吃饱饭了。现在的很多青少年根本不知道七十年代，我们国家的很多农村都严重缺粮，很多人吃不饱饭，尤其是我这个居委会，是缺粮最严重的一个队，这个姐姐说的话，倒也不能不说是不少参军青年的一个实际动机。从参军退伍的老兵那里，我们知道，尽管当时整个国家的生活水平都很低，各种物资的供应很缺乏，什么都要凭票供应，但部队的伙食和各种物资的保障，相对民间，还是好得多的。

    部队的伙食倒是没说的，餐餐新鲜，天天有肉，但作为我个人，老实说参军的目的却不是为那“大锅饭”而来的，尽管当时参军确实是中国青年尤其是农村青年的一个最佳出路，但我主要还是认为自已无论是心理素质还是身体素质都很适合当兵，很想到部队锻炼一番，看看自已能不能经得起各种严峻的考验，尤其是战争的考验。正因为有这些原因，我们这些从农村吃过苦来到部队的战士，对部队有很深的向往和好感。别人当兵觉得苦，我却感到当兵甜。

  　既然有了一个这么好的机会和环境，加上我本人生性好动，比较喜欢体育，身体和文化基础也较好，训练中非常投入和吃苦，练投弹，刚开始我的成绩并不好，才扔了28米，为了提高投弹水平，中午别人休息，我还在山上甩，也没什么诀窍，就是苦练；八个月后，按当时部队的投弹单项成绩，我是第一个投弹甩过了50米的新兵，最好成绩是52米，称之为“投弹能手”，一年后达到了投弹60米，评为“投弹标兵”。（后在保卫边疆的战斗中，我就得益于当年投弹技巧，以三枚手榴弹只身炸毁敌人的一个暗堡，荣立二等功，详情后面细说。）经过刻苦磨炼，我对步兵的各项军事技术的掌握，很快就崭露头角。参军一年后就担任了副班长，而且还调到了“先行班”。

 　 入伍的第一年冬，我就参加了守备二师八团的集训队，主要学习队列和战术，三个月后又送到二十九军教导大队参加培训。当时团里只抽调了十个最优秀的战士编成一个班到军里参训，并由我担任这个班的班长。这些锻炼和学习对我的军事技术的提高获益菲浅，尤其是参加二十九军教导大队集训这次，对我整体的的军事技术的提高，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因为29军这个教导大队是解放军体育学院“开门办学”的挂钩集训点，队里集中了很多军内院校的专家，科学地指导我们进行身体体能和军事技巧的提高。当年学习的军体训练技巧，让我受益终生，直到今天，我的体能素质仍然保留着很好的状态，并且我还把这些科学的训练方式方法传教于后代和青年。我女儿在我的培养下，考取了上海体育学院。

　 经过三年的摔打和磨炼，我炼成了一身过硬军事技术，当时我的军事技术在全连综合指标中是数一数二的。尤其是军体项目，是很拔尖的。

　 1978年参加了晋江“将军山”渡海登陆作战训练后；12月，我在八团新兵连带新兵，当新兵班长。当时，中越关系已出现裂痕，尤其是出现了越南开始驱赶华侨并且杀害在友谊关滞留的华侨事件后，我就感到问题严重了。因为七八月份开始，就听到传闻有些部队正在调动，可能会抽人打仗。因此，也比较留意和关心报纸、广播中的时事、新闻。渐渐的，战争的苗头越来越明显，已经隐隐约约听到边境上爆发了一些武装冲突的事。从广播、报纸报道的导向看，一场战争很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在“同志加兄弟”之间爆发！

　 因为我在团部，消息比较灵通。有一天，终于得到我们部队奉命要抽调一部份战斗骨干前往云南广西边境参加自卫还击作战的消息，当时我就想“养兵千日，用在一时”现在国家召唤战士保卫边疆，正需要我们这些人民战士、热血男儿挺身而出到前线去浴血奋战、英勇杀敌，为保卫我们的国防奉献自已的力量。于是，我就请假赶回自已的连队第一个向连领导递交了我的一份意志坚定且言词激烈的请战书。坚决要求到前线去，到战场上去。当连队领导接到我的请战书时，连长指导员还挺纳闷，因为那时有关的参战命令还没有传达到连队一级呢。我的请战书一递到连里，在连里就引起了激烈的反响：要打仗了！战友们议论纷纷。

　 这里有个小插曲，当时与我私交甚好的的副连长，特地把我叫到连队附近的一座小山上谈心。期间，他出于好意，劝我不要去，留在连队好好干，凭我一身过硬的军事技术和当时在部队的影响，一定会有前途。因当时部队提干是从战士中提拨的，而这位副连长当时已知不久要提为连长（我上前线后不久他就提为连长，这是后话）连队当然也希望有军事技术好的“尖子”留队，这样各项工作和评比都比较有利，我留在连里，提干的希望很大。但是我坚决拒绝了。我认为，这些年来国家和部队不惜代价，给了我很多锻炼和提高的机会，使我从一个连饭都常吃不饱的农村青年成为部队的军事骨干，正愁没有机会施展和报答，现在要打仗了，这正是一个好机会，把自已多年来练成的一身好本领到战场上去检验一番，去拼搏一番，既可报效祖国和人民的支持栽培，也能为自已的人生增添一个光彩和自豪的经历。至于说当时有没有想到有可能付出血和生命的代价，也不能说一点顾虑也没有，只要是人，说不怕死那绝对是吹牛；但作为一个战士，既然自愿当兵，就意味着有可能参战，打仗就要死人，但即便牺牲，我也认为死得其所。我参战决心如此强烈和坚决，最主要的还是对自已的军事技术相当自信。

　 说到写请战书，连里我是第一份，然后也有一些战士向连领导递交了请战书，虽然大家写的请战书其内容几乎都差不多是格式化的，但真实的想法就复杂了。有些人是被形势所迫交的，有的人是随大流交的，实际希望不被批准；还有的人既不能不交，又不想被挑上，就选择最后一天交，但据我所知，即便你是最后一份上交的人，也有的照样被送上前线。

　 我的请战要求被批准了，我赶回新兵连，向班里的新兵们告别。我说我要上前线了，这回要玩的可不是平时的模拟训练，是去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真刀实枪去干了。让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是：当班里的新兵们听说班长要参加边境自卫反击战去了，都依依不舍。这批从江西九江来的新兵们私下里一人三十五十地主动捐赠了一笔钱，大约有五六百块钱，送给我上前线，说是烟钱。因为他们知道我抽烟抽得凶，当兵三年的津贴费全抽烟抽光了，还从家里寄过50多斤烟丝补充。要打仗时我是身无分文呀！这些钱是让我买烟抽的，他们不知道这次去战场前的告别，是否是我与他们的最后一面？以当时的国民收入水平，这笔钱数额不小的。这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战友情。

　 1979年1月份，带着战友和领导的关爱及嘱托，我和二十九军的第一批战斗骨干（一共去了四批）毅然踏上了到前线去作战的征途。

　　　　　　　　　　　 　 补训和参战

　 坐了多日的火车汽车，我们终于来到广西前线。首先我们来到了为边境作战而临时组建的补训一团。在那里我也认识了另外四个永定籍参加反击作战的战友，他们是我县下洋镇的黄洪华、大溪乡的苏再章、金砂乡的张福源、锋市镇的廖文庆等四人。在补训一团只呆了5天，我们就都奉调分手了。离开补训团补充到参战部队那一天，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就是当年的农历大年三十。那个除夕之夜，我在火车车箱里和一大批原本素不相识的战友们拿出军用口杯倒上白开水，用此作酒，用面包当年糕，我们一起干杯，一起祝福，共同度过了一个远离亲人又即将杀上战场的大年三十。

　 这是一个极有特殊意义的纯军人式的大年三十！

　 随后，我被分配到了参战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43军127师381团4连。连队任命我为2班的副班长，班里有11个人，班长是一位湖北人。那里已经是在中越边境线上了，我们时常可看到我们的广西人民群众被越南军民用枪用炮打死打伤的情景。这些都激发了我们的斗志，我更加刻苦地进行战前训练，一心盼着早日上前线英勇杀敌，为那些广西边民报仇雪恨。

　 在训练中，战友们很快就发现我的军事技术很强，因此对我也比较尊重。有一次，训练中休息时，班里一位湖北籍战士问我：副班长，你头尾当了四年兵，军事技术这么棒，得过什么奖呀？我说我得过很多军事项目的名次，却从没得到过上级正式的嘉奖。他说不信。其实我真的没有得到过什么正式的嘉奖。这个原因我想与我的个性有关，我是个直爽的人，爱直来直去，敢说敢做，看不惯的就要讲，也从不为个人利益给领导拍马屁，不但不怕得罪他们，还敢给他们提意见，加上军事技术过硬，是那种不大听话、不大好管又不能不留着的剌头兵，这种兵，在我们部队常被叫做“刁兵”。这种所谓的“刁兵”在我们的部队有相当数量，平时不好管，但大都有军事技术好，兵龄长、勇敢耿直的特点，打起仗来却屡建奇功或起战斗核心作用。关于这个话题，后面还要谈谈。
在这个期间，我偷偷给家里寄了一封信。告诉他们我已到了广西边境，不久就要参加自卫反击作战。按部队规定，这时是不得与外界包括家中联系的，当时，我们也被控制的很严，我的信是通过认识的当地边境群众帮助发出去的。我在信中告诉家里的亲人：我已到了广西边境参战部队，不久就要参加作战，在这里，我已经能听到边境上的枪炮声了......

　 大家都知道，很快就要打仗了，那些天，白天我们一身大汗的拼命进行适应性训练，研究战术配合，体验各种火器的效果和技术特征，晚上则集合在一起观看战斗影片。战士们的情绪一般还是相当稳定的，没有出现严重的畏战情绪。但是，由于当年双方友好的时候，我方过多地渲染了对方的作战技能，对于这样一支打了几十年仗、打败过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又全民皆兵、极富作战经验的对手，加上由当年对他们高调吹捧到低调处理的过渡时间太短，对一些见多识广的城市兵有一定的压抑，意识和对胜利的心态上有点转不弯来，这种时候，老兵和干部的情绪其实是有决定性影响的。如果干部和老兵骨干这时有怕死、慌乱、畏敌的言谈或举止，或有《高山下的花环》里说的那些临战调离一线的军内腐败情况出现的话，对新兵和一般战士的打击和负面影响将是致命的。也许是我的战斗意志较强和自信的精神面貌影响了战友，我们班的战前情绪是稳定的。

　 这时，我们连队增加了一个机枪排和一个八二迫击炮排。一个连有150多人,是一个加强连了。我们班也由原来的11个人加强到了16个人。

　 终于，中央军委的作战命令下来了。我们师将执行穿插任务，为主攻同登谅山一线的55军等主攻部队提供侧翼保障。

　 当年的边境作战，分东西二线，云南为西线，由杨得志司令员挂帅；广西一带为东线，由极具个性和独特个人经历的许世友司令员挂帅。我们43军127、128、129三个师，被分成二部分，各有任务，129师协助41、42军负责高平方向的作战任务。而我们127、128师则从侧翼协助攻击同登和谅山一线的55军。师长是张万年。

　 众所周知，这场边境战争的开始日期在官方和军史中一般确定为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但是，我们部队的行动和开战却比这个日期要早一点。

　 1979年2月16日晚饭后，我们头上是一色剃得锃光瓦亮的光头，手里握着的是一支支压满子弹随时要喷出死亡之火的各种枪支，脚上则穿上了加上钢片的防剌鞋。收拾好了行装，一声令下，便开始向边境出击。一场激烈而短暂的交锋、二支都极负自信又互不买账的军队，拉开了其演绎着二十世纪世界最惨烈的一场边境战争的序幕。

　 我随部队从当时的2月16日一直打到3月11日，参加了为时24天的战斗，大大小小的战斗打了十几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