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求血火铸真良
傅剑仁 秦元昌
人最要紧的东西莫过于真诚和善良了。人之失真诚，将只能在欺骗他人更欺骗自己中打发人生；人之失善良，将无恶不作，无毒不生。本文的主人公叫王真良。两年前他给我们的印象是与“真良”不相称的。两年后的一天，我们在“盛其顺哨位”见到了他，听其言，观其行，确觉“真良”如是。故提笔撰此文。
-----写在开头的话
电子对抗。“三只手”。
闪光的皮鞋......一切都毫不在乎
王真良现在也很年轻，年轻得嘬一口能把一支烟烧掉半截。但他以前更年轻，年轻得能简化人世间的一切，包括伦理道德。
王真良上有四个哥哥，他的降世为哥哥们的行列又增加了一条汉子。慈祥的母亲并未觉得他多余，反而因为他聪灵更宠他，给他取名叫真良，将人世间最美好的感情和最崇高的愿望寄托给只知道哇哇大叫的儿子。“真良真良，真诚善良。真良真良，真是好儿郎…..”母亲拍打着哄老五睡觉时哼的催眠曲，大哥和二哥至今都还记得很清楚。
但是，聪明的智商加上简单得近乎贫瘠的道德素养，使得他从来就没有想到自己对家庭乃至对社会的责任，因而那些将来对自己对社会有用的方程、定律，他一学就会，一会就不再学。常常坐在教室想教室以外的人和事，想某某同学出手阔气，有钱，想某某同学衣着帅气，时髦。1983年高中毕业考大学，王真良虽榜上无名，但差分无几。母亲并没有因此而怀疑儿子的智商，在把自己的慈母心肠变成热情鼓励的话语开导一番后，挤公共汽车上班走了。王真良被关在家里复习功课，与坐在教室无异，母亲的开导就象水泡一样冒出来就陡然消失了。结果，又连考两年，一次不第，再次不就，一次比一次糟糕。
儿子使母亲太失望了，老人家在惨遭“希望越高失望越大”规律的折磨后，不无伤感地对老大说：“你们兄弟六人，我最担心的是老五。”夫是知子莫如母啊！老大凭着自己在公安机关工作所培养的特有敏感，提议让王真良当兵。这一提议很合母意，也遂弟愿。这样，王真良抱着一种到社会闯荡一番、见见大世面的愿望，于1983年底来到了军营。
军营，这个雄性的世界，少不得方程、定律、ABC，但更少不得膘悍灵活。王真良这两个要素的细胞都不缺，因而在同年入伍的军营男子汉中似乎还有点得宠，不久便被选到全军组织的一个电子对抗学习中担任警卫工作了。
电子对抗犹如神秘莫测的星球抗争。置身这个神奇的领域，王真良开始有些昏昏然，但当他看到自己的同乡战友因为与一位参谋讲了几口地道的山西话而被批准探家后，便悠然把这个奥妙无穷的电子世界看得简单极了。他刚出家门不久，不想这么快就回去，他是来闯荡，来见大世面的。
于是，他没有请假，甚至连个招呼也没打便上街了。在205客车上，一位五十多岁的庄稼汉买票时从裤口袋里掏出一把大团结。王真良开始是无动于衷的。可当那老汉把这把大团结随便往裤口里一塞时，王真良的眼睛不由一亮。他几乎连四周的环境都没“侦察”一下，便挤过去把手伸进了那老汉的口袋。便衣警察抓住了他的手，把他推到了一个很僻静的派出所。王真良被围在中间，闪闪发亮的皮鞋毫无规则地在他的腰上、屁股上、大腿上寻找落点。
团里把他领回去，关在禁闭室，从团政委、教导员、指导员，到排长、班长，都找他谈了心。可他们谈的什么，王真良至今也想不起来，只记得唾沫星子乱飞，一屋子烟很呛人。
那个僻静小巷挨的那顿揍以及部队各级领导喷的唾沫星子，都没难王真良留下什么印象。说得更直接一点是，他王真良可不在乎，他似乎觉得这算不了什么。他脸不红，心不愧。其他战友提防他，他觉得可笑，因为他不想吃“窝边草”，甚至一辈子也不想再干这种勾当。既如此，你们怕什么。王真良整天象没事人一样，人家不找他他找人家，你不理我我理你。打老K、下象棋、逛马路，有人就有王真良。
1985年老兵退伍那阵子，王真良不满服役期，没有那桩子事，整天卧在草丛中为转业干部搓草绳。暖和和的，但没意思。几个太原老乡邀他上街兜风，他没推辞，又不请假上了205客车。
一对恋人争着买票，男的女的都掏出一大把票子，你争我抢的挺亲热。王真良不由得暗自发笑。当这对恋人各自把钱塞进口袋时，王真良并未为这激动。可同来的一位乡友却眼睛贼亮贼亮，他走过去，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站在他们身边寻找机会。这家伙笨透了，好几次把手伸进人家的口袋又缩了回来。
王真良看着非常焦急。他虽然发过今生今世不再干这个勾当的绝誓，但当他看到他的同伴这么无能时，又忍不住想显露一手。他挤过去，下手果断，瞅准机会便把手伸进了人家的口袋。一大把票子掏出来了。可是不知怎么搞的，他的手突然颤抖起来，怎么也控制不住，钱被抖落在车厢板上。
乘客大哗，拳头、巴掌雨点般朝他挥来，叫骂声不绝于耳。一看这架势，王真良只好拉起那个伙伴，硬是把车门扳开，撒丫子猛跑。他们跑得离人群很远，跑到了几乎没有人的郊外，平息着在车上挨打挨揪的恐惧。虽然没有得手，但他俩还是非常高兴，你擂我一拳，我擂你一拳，大笑得在地上打滚。因为让人追着不过是练一阵快速长跑而已，部队可不知道这当子事。
“喂，你的帽子呢？”王真良望着自己的同伴吃惊地问。
那伙计急忙到头上摸。那顶在里面写着部队代号、姓名和血型的“活档案”帽子，在混战中让人摸去了。
真是乐极生悲。他俩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愣在那里半天没说话，嘴张着半天没合拢。这么跑掉有什么用？
王真良又一次被关了禁闭，团籍也被开除了。
三角钱二两粮。没病“病退”。
那位老人……哪一点都重于泰山
人世间最复杂的东西莫过于感情。王真良入伍两年，两次把手伸进人家装钱的口袋，挨过两次揍，关过两次禁闭。这些他都看得很淡漠，没把它当作什么了不起的事，感情上似乎没有什么阴影式障碍。可是，当传说部队要去老山打仗的消息后，他就显得不安甚至紧张了。
本来，军营男子汉都具备扛枪打仗的资格。可是，王真良清清楚楚地看到，他的一些平日相好且身体也很好的朋友，却在部队出发前退伍走了。叫他们提前退伍的原因很简单：身体有病，不适合参战。而做“病退”工作的领导，通常还都亮出“照顾你”的牌子。王真良害怕这种“照顾”降临到自己的头上，常常半夜里吓得冒出一身冷汗来。可是，你害怕什么偏碰上什么。不久，叫王真良“病退”的风传出来了。他心里清楚，自己身体壮得象牯牛，一顿能吃下两位数的馒头，当兵两年，连治感冒的药片都没吃一粒，怎么可以“病退”呢？要打仗了，却要我“病退”，退回去的理由倒挺堂皇，可这与“清除”不宜参战分子又有什么两样！天呀！
那些天，王真良猛地觉得自己虽然生活在男子汉的世界，但并不真正具备男子汉所应有的权力，觉得比别人矮，矮了一大截。他一反过去不搭理领导的态度，掏出心肺与连长陈明奎交谈，并拉着陈连长找政委求情。怕保险系数还不够，又拉着指导员齐建中找蒋团长。吴政委大大咧咧地说“你可以参战”，蒋团长严肃认真地说“到了战场你可得改变形象”。领导当时随口说的话可能今天已经记不得了，可王真良却深深地印在脑海里。“可以参战”、“改变形象”，其寓意是何等深刻，包含着领导几多期望啊！可以还是不可以，虽只一字之差，但“可以”二字不异于对王真良是战士、是男子汉的一种肯定，也给了王真良“改变形象”的机会。
王真良很珍惜这种肯定，很珍惜这个机会，他一反常态，变得异常积极，企望通过这种“表现”来为“可以”二字更牢固地奠基。当齐指导员把“军人通行证”交给他，叫他回去探望父母时，王真良捧着通行证的手直发抖。还用说什么呢？
这次探家，是赳赳男儿走上战场前的与家人告别。王真良内心非常激动，多么想把自己能够与其他战友一样奔赴南疆的消息告诉父母啊！可是，望着岁月给母亲两鬓拉出的银丝，望着风雨给父母脸上镌刻的皱纹，他几次想开口又忍住了。慈祥的母亲哪里知道此时此刻儿子的心情，她凭着自己的直觉重述对儿子当初发的教诲：“你在部队上，能长出息我们当然高兴，但起码一条不能给家里丢脸……”
王真良一声不吭，只是默默地点头。
本来，王真良想把自己的过错和走上战场改变形象的决心一起告诉父母的，可是母亲亮出如此热切而又纯朴的期望，如果说出自己的过错不是破灭母亲对儿子的梦吗？晚上，王真良躺在儿时睡过的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他想了很多很多，很久很久，泪水不知不觉流了下来，灌满了枕头。
他想起了第一次在205班车上“伸手”时的情景，当便衣警察抓住他的手，将一把大团结交还给那位老人时，他分明看见，老人瞪大的眼睛象对宇宙发出的一个问号，翕动着的嘴唇分明是说：“他是军人，他不会偷我的钱。”便衣警察抓着他往前走，那位老人双手捧着钱追了几步，然后呆呆地站在那里。他被推出好远，老人家还是那样站着…..
老人家，您认为我王真良不会偷钱吗？过去我偷过，今后，我向您发誓，再也不会干了…..
他又想起了慈祥的母亲，为了让儿子考上大学，母亲含辛茹苦，把已经长成一米七二个头的儿子关在家里复习功课，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母亲每天早晨都把二毛钱二两粮票压在玻璃板下，让儿子早起上街买 早点吃，一天也没拉过，其准确性和及时性，世界上哪样计算机能与之相比呢……
母亲，您盼望儿子有出息，儿子未能让你如愿，您对儿子失望吗？放心吧，儿子在战场上不打出个人模样来，誓不与您相见…..
黄河秦岭。隧道铁门。
南国耳边风......凝聚成重负驮着上坡
长长的闷罐车驶入大巴山的群山峻岭，象一条虫子，装着满肚的大炮、汽车和成千将士，在长长的短短的一个连一个的隧道中钻进钻出。
列车的长途颠簸已经摇碎了战友们的热情，一个个头挨着头脚缠着脚睡着了。王真良一路无困意，每跨过一个山村一个城镇，都要站到被一个木梯横着被绳子拉着只留一条缝的大铁门口，从这条缝里向路旁招手的小孩招手，向投来微笑的人们报以微笑。他极度轻松，极其热情。虽然他抢着去打饭仍时时引起当官的和带长的头们注意甚至戒备，虽然他本人也明显感觉到了这上点，但他不在乎，甚至觉得好笑。他觉得自己召集站到了与其他人一样站着的行列，不应该比别人短什么，别人拥有的权利他也该拥有。因此别人下车他也下车，别人签名他也签名，别人不愿意下车时只要允许他还是下车，车把反正咱绝不会跑掉，别人爱怎么想怎么想去。
车轮在隧道里磨擦铁轨发出的声音特别闷，真烦人。隧道那么长，洞里那么黑，干点什么呢？王真良推推旁边的三班长李宗友说：“班长，这南方也有这么多的山啊！”李班长瞥了他一眼又合上了，那种神态俨然是说他少见多怪。王真良没有为此生出不高兴来，他又往李班长身边凑了凑，不管李班长爱听不爱听，叨叨絮絮把自己的和听到的趣闻全讲了个遍。他讲自己小时候光学挨父亲打屁股的事，讲上课时给前面的同学背上巾纸箱的恶作剧，讲同学之间今天谁和谁好明天谁和谁又不好了的事，讲得李班长睁开了眼，讲到有趣时两人都忍不住笑出声来。最后王真良讲到了自己上战场的在雄心壮志。他压根儿没想到过死或负伤致残。他瞧不起和自己作战的敌人，为没能赶上赴朝参战与美国兵干而遗憾。他觉得自己天生就是当英雄的料，对将来凯旋时胸前别着金光闪闪的军功章充满信心。至于在火线入党嘛，他更是觉得没跑。不知是王真良的信心大还是牛皮吹得大，反正是海啦。
可就在王真良讲到兴致头上时，李班长用冷静的语言给他沷了一盆凉水：“王真良，别没个数，这么跟你说吧，你要是在战场上能入党，我就不姓李了，跟你姓。”
王真良顿时哑了，他立即意识到了李班长说这话的潜在词是什么。他感到压抑得慌，身上显得特别沉重，仿佛不是火车在走，而是自己驮着火车在上坡。
这以后，王真良的热情也碎了，他再也不抢占门那道 缝隙了，可以下车他也懒得下，沉重们塞到他手上让他签名的本子，他勉强笑笑还给人家，写什么呢？够格吗？
他的英雄梦也破碎了。鲜花、笑脸、红领巾、军功章，这一切都显得那么遥远，那么渺茫。
这以后，他想得更多的仍然是战场，仍然是打仗。他设想了很多很多情况，他盼望战斗越艰苦越残酷越好，他盼望在十分激烈的战斗中与敌人遭遇，在打死一群敌人后拉响光荣弹。如果自己成了烈士，烈士了，别人还会记我偷过人家钱的事吗？
他真没想到当时他毫不在乎的“两下子”会给他的人生带来这么久远的阴影。
人就是这样，当能看到自己的前途闪烁耀目的光点时，他便 会格外谨慎起来，害怕有任何一点阴影去影响它。王真良困为参战看到了自己面前闪烁的亮点，但没有同时看到这个亮点旁边的阴影。当李班长直率地讲出这个问题后，他才如梦初醒，产生了一种比“病退“还严重的紧张和恐慌。
事隔一年多以后的一天，我们专程采访王真良时，他不无感慨，说很感激李班长，虽然当时那话打击了他的情绪，但这种打击却有效地激发了他在战场上恢复尊严的决心。打那以后，他横下一心猛干，用比别人多干，比别人干得好的工作成绩使自己与其他战友站在参战的同一起跑线上。
王真良的排长李会明告诉我们，王真良干起来真是不含糊，体能训练他总要比别人多背几块砖，埋排雷训练他总要比别人多来几颗，战场自救互救训练他在训练场上练了还不过瘾，回到宿舍还要自己把自己包起来。尤其可贵的是，王真良对连队战友的责任感明显增强，并把这种责任感变成了对战场情况的潜心研究，变成了对适应性训练的改革建议。因此，李会明代理排长后，向连里建议由王真良担任班长，接替了他原来的岗位和责任。
打仗是较真的事，虽然整个战场是由真假虚实的部署体现敌我双方指挥员的谋略，但在用人这些关键环节上，古今中外的将领都是慎之又慎，知人善任的。王真良在战前由一个处处让人戒备的战士一路成为一班之长，不仅是战争对他的能力的选择，而且应当说是对他的人格的选择。
对于这种出人意料的提拔，五真良是毫无准备的，他没有丝毫高兴，反而生出了些许忧愁，似乎觉得驮在身上的火车不仅在上坡，而且又挂了一节车皮。这下屁股后面跟着一班人，自己还能进行激烈战斗的创伤吗？能入党吗？还有拉响光荣弹的机会吗……
阵地法规。中午米饭晚上面。
讨论敌人穿不穿鞋……轻松得能飞起来
战争赐给一个班长兼哨长当英雄的机遇实在是太少太少了，喀斯特的复杂地貌以及敌弱我强的军事态势，决定了整个战场的任何一个角落都不可能出现阵地的丢失与收复这种反复争夺的激烈战斗场面。王真良坚守的哨位是当年盛其顺战斗的地方，不知是一种什么心理的驱使，他一看“盛其顺哨位”几个字，就觉得不自在。难道后进战士都必须经过这个“炼狱”才能返恶从善吗？他又感觉到了驮着火车爬坡的重负。
连里叫每个班长写一份保证，要求当班长的必须保证班里不伤不亡一人，不丢寸土片纸。这是近乎苛刻的难题。子弹可是不长眼的，况且又在都是冷不丁的打来。王真良开始没敢下笔，但当班里的兵跟在他屁股后面小心紧张地走上战场走进哨位时，他突然决定要写。他觉得这不仅仅是一纸保证，更是当班长的责任。一群嘴上刚长出茸毛毛的小兵，初上战场需要当头的作出这种保证来平衡紧张甚至是恐惧的心理。
第一次在敌人长枪短枪射程内的哨所开会，战友们的心情是非常紧张的。王真良却用极其轻松的口吻宣布了他管辖范围的严厉“法规”，使这种本来就很紧张的气氛又增加了一份格外的严厉。他元宝没有他的命令谁都不许擅自出击，规定夜班全归他，规定从那片雷区的小道 下山背水，他不去其他人再渴也得忍着。他的规定太多了，甚至连上厕所都规定要向他报告。这时候的王真良心里一点阴影一点做小媳妇的感觉也没有了，别人怎么想怎么看他一概不管。虽然他的“法规”全是管别人的，但不容任何人有一丝一毫的违背。战友们见他晚上整宿站岗白天背水累得不象人模样了，便趁他打盹那会下山背水走了。他一醒来拔腿就追，极其霸道地夺过水袋大 人家一顿。扩建工事，他抢过铁镐把大家喝到一边，自己搞单干。他一镐下去翻起一颗地雷，往山下一扔“轰”的一响，这种事别人没份是上了“法规”的。大雨过后，，堑壕两边的地雷被冲到壕沟里，拣地雷的事不归别人，这在他的“法规”里也是有明确条款的。他的“法规”还不断修改。诸如雨季热得大家一丝不挂，战友们手里的几个津贴费在纺织袋缝里塞得到处都是，他规定全部扣出来交他保管；诸如南方人爱吃大米北方人爱吃白面，他规定中午蒸米饭晚上下面条，厨师由他当。诸如……总之，他是天高皇帝远，“法规”没有稳定性，也不搞民主讨论，想起来修改就修改。
年轻得还未品尝过初恋甜蜜的共和国士兵，凭着一身军装斗胆上了战场。但敌人是什么样，鼻子是勾的还是圆的，头发是黄的还是黑的，穿什么鞋拿什么枪，统统都是个未知的谜。敌人凭眷他们几十年玩弄枪炮所养成的特有嗅觉，在我部刚刚上阵地的时候频频发起进攻和偷袭。当子弹从黑暗中射来打得哨位的波纹钢叮当作响时，战士们神经质地一个个操起枪就往外冲。王真良在洞口一横把他们堵住，不紧不慢地下达了命令，叫大家不要慌，在洞里别动，别打枪。至于外面的情况嘛，那就按“法规”由他来处理了。到底是盛其顺战斗过的地方，敌情一出现就很怪。王真良还没出洞，子弹就把洞口封住了。他不相依子弹这么乱蹦就一定会蹦到自己身上，想从子弹缝隙里钻出去，看看来的是些什么货色，鼻子是不是勾的，穿不穿鞋。这时连长陈明奎从电话里传来了“谁都不许出洞”的严厉命令。虽然王真良觉得这么呆在洞里有些憋气，不如到外面自由，但人家是一连之长，况且又是在战场，不执行怎么行呢？他只好紧巾着洞口的内壁，右手的食指紧扣着冲锋枪的扳机，等待着，等待着人生最辉煌的时刻出现。他设想了多种情况出现的鼾方法：敌人出现在洞口，就率先扣动扳机，然后象蛇一样溜出去，躺到敌人的尸体旁边，把还站着的敌人统统放倒；敌人把手榴弹扔到洞口，就拣起来扔回去，给它来个空爆…..整整一个晚上枪声炮声不断，他一个晚上就这么挺着想着，直到太阳快要钻破老山，他才唉了一声把枪放下。
他有些生气，觉得窝囊，骂起大街来：“狗操的！打了几十年仗，尽学点耗子战术！国家那么穷，还整宿的打枪放炮，那子弹可是好几毛钱一粒，少打些省点钱吃顿饱饭多好！”他骂得战友们笑弯了腰，他自己也忍不住大笑。
这以后他多次参加战斗，常常是瞄着敌人山头喷出的火舌射击，常常用不了一个弹匣便把这种火舌打灭。究竟打灭多少个这样的火舌，他自己也记不得。战友们要为他统计战果，这可是立功的资本。但他不愿意，训人家，说我打死多少敌人我自己不知道，你们知道？说咱可不能光凭亲哑了几个火力点就估算打死了多少敌人，这不是能算出来的事。说敌人也是人，和我们打了十来年仗，我们胡吹八吹，今天说打死他多少，明天说打死他多少，这照这么死下去，他们就不会有人守在对面山头扣扳机了。说不见敌人的尸体就不能算战果。说不能从敌人实力统计表上丢咱中国士兵的份子。
王真良就认这个死理。他虽然瞧不起与自己作战的对手，但又讨厌把敌人说得一点本事也没有。他认为这样说敌人，就等于也这样说自己。敌人没本事打仗，还用有本事的人来打吗！还能显出我们的本事来吗？
我们采访王真良时，问他打死了多少敌人，他脱口便说不知道。他觉得作这样的回答心里才坦然，脸才不会发红，心才不会发虚。
王真良是这样，王真良带的战友也是这样。小伙子们在下阵地之前开了个总结会，谈体会谈收获谈得到的锻炼，战果缄口没谈，却围绕敌人究竟穿不穿鞋的问题好争论了一盘子。
新兵朱建星和张国强认定敌人是穿鞋的，说不穿鞋就不会把阵地旁边的那片青草踩倒。
老兵兰建中不同意他们的理论，他认为敌人是不穿鞋的，否则踩倒的青草就不会在太阳出来后重新直起腰来。
老兵王建川同意兰建中的意见，同时又补充了一条，说敌人穷馊馊的穿不起鞋。
班副谢文建和新兵刘中的见解是：敌人当官的穿鞋当兵的不穿鞋。
最后叫班长裁决，王真良认真想了想，说这个问题上前还吃不准，有待进一步研究。他说他领着战友们下阵地后自己返回阵地再打一年，确实把这个问题弄清了再作回答。
王真良说这话时笑了，笑得极其轻松，轻松得仿佛能飞起来。
王真良在阵地上入了党，实现了自己和别人站在参战的同一起跑线上的心愿。尤其使他难忘的是中秋节那天，他正修工事，团里通知说集团军政治部朱主任要上阵地看他。他赶紧穿上一件新衣服，叫新兵小朱帮他把脸上脖子上的泥巴刮一刮。他想着朱主任会上阵地看他的。因为曾在连代理指导员的朱主任找他整整谈了一夜话，上海产的“牡丹”牌带把的香烟一支接一支塞给他抽…..团里吴政委参加完集团军召开的基层建设工作会后特地上阵地告诉他，朱主任在会上高兴地说，他有几个战士朋友，王真良就是其中一个……王真良不敢自称是将军的朋友，他只是为此感到高兴和自豪。
朱主任上阵地后，当众宣布：第一支烟给他抽，第一块月饼给他吃，第一张像和他照。问他班长当得怎么样、入党了没有？
王真良没有下面作答，却说“别人能当好班长，我为什么不能！别人能入党我为什么不能！”
是啊！象其他人一样的笑一样的哭一样的喘气一样的戏闹，王真良为什么不能！
――写在结束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