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战争的灰砾
2、进发提神
1978年12月17日，我们连终于接到乘列车向云南开进的命令，并且明确了整个部队在开进中和到达集结地点后的代号：YS军：开进中叫860部队、到云南营地后叫48223部队；军炮团：861、48224；高炮团：862、48225；A师：901、48227……B师：911、48233……C师：921、48239…… 封闭车号、频繁地变换部队代号，更给我们增加了异样的感觉和紧张气氛。
时隔两日，我们连的人员和装备全部上了火车。官兵们乘坐在闷罐车里，车炮全部装在了火车平板上，纵成一路。我和几个战士在平板火车上守护车炮。黄昏时刻，坚刚的火炮昂首，炮口指向西南烟火般的天空和全连官兵雄壮地向着回营相反的方向进发。激动的心促使我站在火车平板上，眺望远处熟悉的雪山，扫视周围亲切而荒秃的高地，看着近处撒过汗水、急速捋过的沙石滩。这里也曾炮火硝烟，可那是和平时期绝对避开人性命的训练哪!我摸着身边坚硬的炮身：“这回到了前线，你可要和我们玩儿命地开开荤了。”火车加足了速度飞奔，我偶尔看到，在田间劳作的人们直起了腰、在路上行走得人们停住了脚步怔怔地看着我们；我们也默默的向他们诀别。
夜，很深。我坐在汽车驾驶室里，听着脚下的火车轮子踢踢踏踏地碾压着铁轨，穿过了一条条铁路隧道，跨过了一道道铁路桥梁，飞奔的气流在车门两侧呼呼作响。我知道，这是在向敌人接近、在向胜利或者死亡接近。
几小时后，火车停在一个货运车站，黑糊糊的没有一点儿动静，很远处才有一点微弱的车站灯光。和我们并列停着一列火车，车上垛满了前运的物资。物资上面有两个抱枪押运的士兵，看不清他们的面孔和装束。反正也睡不着，找找乐呵吧，我跳下汽车驾驶室，漫无目的地扫视着对面火车上的物资和两个士兵，同时又有我们其它车炮的两个战士走到我跟前。
我对着押运的士兵喊：“弟兄们，哪儿来的？”
听到我的问话，他们俩由半躺坐直起来回答：“哈尔滨。”
在这祖国的大西南，年复一年地野营、训练、战术演习，走遍千山万水，很难遇上来自东北的军人，不免有些新鲜。我又问他们：“走了几天了？”,
“六天六宿了。你们呢？”>
“刚上火车几个小时。你们拉的什么？”
“野战输油管儿。”
我们来回问答。他们说起路过东北、华北的日日夜夜是多么地冷。在这会儿，我们倒觉得有三分的幸运了。
我们搭乘的列车起步先行。
“云南再见！”我们的战士向他们挥挥手。我们是战斗部队、他们是后勤供应，我们肯定会一路领先了。
不管是白天还是夜里，每次停靠车站，每两节装载车炮的列车上都会上来三四个铁路工人。他们扛着木板、拿着撬杠、铁锤和铁钉，检查车载武器装备的运输安全情况。只要守车炮的战士用脚点一点火车的地板：“师傅，这块板子有些软。”他们就立即麻利地撬下旧板子，换上新板子。在平时是没人理我们的。在GY火车站一列军车晚点发车三分钟，造成一名副站长和一名调度被抓。自此，我才真正明白了军列“特平车”的含义。
火车进入云南境内继续狂奔。一个天气阴沉的下午，我突然发现，一个穿黑衣服的人抱一个黑乎乎的东西爬在路基上瞄着我们，后来又几次发现，有的在山坡上、有的在草丛里。见得多了才知道是八一电影厂的人和部队记者在拍摄我们。
有时候，军列也会停靠在客车站，坐在其他列车软卧或软坐车厢里的黄头发、蓝眼睛、大鼻子外国人扒开白色的窗帘看我们，像是在清点我们的汽车和火炮。“这还能保密吗？”我心里这样想着。
一个早上，我们在昆明西南边的一个叫中谊村的小站卸载，铁路运输结束了。乘坐在闷罐车里的官兵们卷起铺盖打好背包扔在了我们自己的汽车上。我们快速地解开车炮的摽绳，撬开车轮下的三角木。在全连官兵的指挥、看护和操纵下，车炮一辆一辆地从火车上往地面开。记者们用两台摄影机跟随着我们拍个不停。
在兵站吃了一顿早饭，我们改为摩托化行军。很多战士第一次见到了滇池的清澈和美丽。我们避开大路，尽量隐蔽地绕行，中午到了江川县城。大休息时，一直和我们连在一起有“小和尚”戏称的副营长带几个战士到街上刮了光头。回来时，他们把帽子拿在手上，像一串过市的灯泡。他们有的叉腰、有的背手，还故意挺胸摆步，逗得大家笑声不断。街上的百姓们则看得茫然。
总共行驶三百四十多公里，我们来到蒙自县草坝镇，算是到了军给我团指定的战前集结地。在这之前，我们团的一个后勤分队已经来到这里。
草坝，是一个很小的居民镇，气候干旱。百姓的家院很多是干打垒土墙圈起来的，墙上长满了仙人掌，只见鲜花不见叶，使干黄破旧的土墙呈现出勃勃生机。正是：满墙仙人满头花、花中矮房是我家。镇子西面不远有一处营房，我们就住在了这里。这里离战区还有一百多公里。
这里是YT军SE师炮兵团的营房。营房已空，只有些家属。部队的人员连同装备在我们到来之前已经拉走了，到哪里去了没人知道。营区有一位四十多岁的女人，丈夫随部队开走了，儿子也在别的部队当兵。她向我们问这问那，担心自己的丈夫和儿子是不是已经和敌人打上了。在营区大门南边二百多米，有一条横向的小火车道。不知怎的，这位母亲知道了儿子乘火车向边界开进时要路过这里。下午四点时分，她抱着一个装了四斤水果糖的布袋，在铁路边等候。火车来了，儿子老早探出车窗向母亲招手。近了，母亲把糖袋向儿子扔去——没接住，拣起来紧跑两步，又是一次——还是没接住。云南十八怪：火车不如汽车快。母亲还是赶不上了，哭着回了家。我想：我要是有一次这样的机会多好哇，母亲就是走出三十里、五十里也会去看我们一眼。我的家在北方，我不可能去给母亲这样的机会。如果真能见母亲一面，死前会了却一个心愿的。
过了两三天，团的大部队要来了。我和副指导员奉命带我连六辆嘎斯63、团四辆解放AC——10汽车返回昆明接应大部队。
12月27日5点多钟，我们一早出发匆匆赶路。
到了开远至昆明的柏油公路上，尽是运甘蔗的汽车。车上，散装的甘蔗冒了尖，枝枝丫丫地伸出车厢。想吃甘蔗的人们用根小棍向着伸出车厢的甘蔗一挡，甘蔗就会滑下来一片，尽你享用。由于军人的纪律和紧张的任务，我们却无心去做这些。
中午，我们一路顺风到了昆明。在一个铁路货运站，我见到团的孟副参谋长，他给我们交待了任务。
车站上，已经见不到与战争无关的人员和物资，火车两旁的铁路上全是军人，像是铺上了一层青纱帐，一片茫绿。兵、车、炮、舟桥船、工程机械都在紧张而有序地卸载。这是一个阴凉的天气，我们却丝毫感觉不到春城气候宜人，每个军人的帽圈儿都被汗水浸湿了。我们也以最大负荷装满十车炮弹。我要去找孟副参谋长请求指示，准备带十台车返回集结地。我带来的十台车的驾驶员里面，有四五个是玉溪兵。来时，他们都要求返回时走玉溪方向，近处的能回家或让家人来玉溪见见面。
回去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是来时走的大路，好走，但人多车多、不利于隐蔽；走玉溪方向是一条人少车少的山路，利于隐蔽但不利于车行。我向副参谋长说明了两条路各有利弊的见解并提出了自己“走玉溪”的主张。副参谋长同意了。当我回到我们的汽车旁向战士们传达这一消息时，看几个玉溪兵高兴的：“副连长你真好哇，到了玉溪我给你好烟吃。”“我给你一包。”都来了。
十台绿色的军车像一条龙，在红土高原的大山里穿行。车上有四五个兵，他们既是我的战士，又是这大山的儿子。他们该多高兴啊！
天色渐黑，玉溪到了。这是一个地区级政府所在地，城区很小，居民的平房散落，只有几处两层高的楼房。在街上走过，偶尔会看到两边房子没有遮严的庄稼和草地。黑糊糊的街道，极少有路灯的地方，很少有行人走过。我们要在这里宿营。汽车停在玉溪的街上，放置了岗哨。玉溪兵可以在三华里范围内活动，其余战士守车待命。我找到玉溪军分区一位领导，请求协助我们保障弹药的安全。无论我怎样说他都表示无法帮忙。我想：“自己的事情自己干吧。在这危急的时刻，同穿军装的高官都不肯帮忙，真够呛。我要向昆明军区告他一状，他会吃不了的包子——兜着走。”想归想，没那空。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敌情怎样，有没有阶级敌人？有没有越南特务？我特别担心这十车炮弹被毁。我决定，找一个临街宽阔、有路灯的旅店住宿，弹药车就停放在旅店门前的大街上。弹药车都有用棚竿撑起的棚布，像个拱形的窑洞，只有后边是可以活动的布帘。我们把每两辆车尾对尾扣在一起，严防敌人投掷爆炸物袭击。玉溪兵早已全部归队，他们有的见到了叔婶，有的见到了表兄，有的父母兄弟姐妹也跟着来了。副指导员从在玉溪卷烟厂当炊事员的父亲那里拿回了最好的香烟款待我们。亲属们都很自觉地站在老远的地方看着我们调整车辆。弹药车摆放好后，我明确警戒要求：每两个人一班岗，任何人员或车辆不准靠近我们车辆五十米以内，这是一般人投掷手榴弹的最远距离，不听制止可以鸣枪警告，再制止不住，只要判断准确、确是袭击行为，要不惜采取任何手段保卫我们的弹药。
我们所有的人都安排在一个大房间里住下。这时，玉溪籍战士褚东明向我提出特殊要求：家离玉溪城十来华里，年迈的父亲在家病得不轻，能否让他开车回家看望。我很难，想想他躺在病床上的父亲，看看不久可能牺牲在战场上的儿子，考虑再三，交代了安全再安全，要求他调集所有家人看护好这一车炮弹并在明早五点归队。他惊喜地瞪大了眼睛，立正、抬手向我敬礼，激动地表示：“绝对保障安全！”
这一夜，我和副指导员要查岗，更是担心让战士带回家的一车弹药。
第二天，远离的人和车安全地回来了。看上去他心情很沉重，我也没精力去多问。路上，我这从来没有牙痛过的牙也疼得厉害，以至于战后朽坏拔掉了一颗。我和副指导员还有十台车的战友们顺利地完成了这次任务，安全回到草坝。
一天以后，大部队都来到了集结地，我们到营房大门迎接他们。我团的重型火炮车队披着满身的征尘开了进来。匆忙中我见到了我们营长。这时我才知道，因为战争需要，部队开跋前，全团有二十多个职位被新人替换。我们营长也被任命为副团长。他，范英才，四川人，个子不高，紧闭的嘴唇、圆圆的眼睛透着一股凶气，是一位非常刚毅的军官。我刚入伍他就是我们营长，军人作风十足、批评人口气铿锵、态度凌厉，有时你立正站在他面前接受批评时，他的食指会几乎戳到你的鼻子：“扯蛋、四十五斤大米你白吃了！”经常会有。人们背地里称他“萨利托马他爸爸”。这个外号是阿尔巴尼亚反映二战的电影《第八个是铜像》里，当地人对一个法西斯军官的称呼。想来营长也听到过，但他并不介意，他介意的是兵的好坏、连队的强弱。他特别喜爱我，认为我军事技术特好，后来兵带得也不错，在军事训练、技术比赛、实弹射击中为营里争了不少光。我也顶撞过他，但他从来没计较过我。入党、提干、嘉奖、介绍对象，他着力地培养着我在部队的前程。营长（出于个人感情，我不想用别的去称呼他）问了我一些开进中的情况后又问：“七连怎么样？”因为八月份我才从八连二排长升任七连副连长。
“不错，兵像个兵、官像个官，处起来挺好、干起来挺痛快。”我知道营长在了解我的基本感受，所以也没必要细说。
“你调九连任副连长了。下来你就到九连上任。” 我怔住了，问营长：“为什么？营长。我才到七连四个月？”
我知道，九连长马光力是七连出身，从瞄准手、炮长、排长到副连长，没在观察所干过，前四个月才到九连当连长。营长说：“他是炮阵地出身，连长要在观察所指挥。因为新技术不太熟，副指导员又留守营房没来参加战争，他要求一定要给他配一个最得力的炮阵地指挥员。”营长还说，“平时吗，时间长了他可以多练练，现在要打仗，时间不容啊！”军阀作风十足的营长此时却耐心地做起了我的思想工作。
我是八连出身，从炮手、瞄准手、副班长、班长到排长干了近八年时间。这个对我有着深情厚意的连队，解放战争时期是“进军大西南第一模范连”、我国烟斗元帅亲授过锦旗、有“六十八面红旗不倒”之称。“文革”前期，批判“白专道路”、“单纯军事观点”极盛，71年“9、13事件”后而宣告结束。72年，中央军事科学院严副院长（中将）视察我们团时评价说：“在那段大讲政治时期，看来军炮团还是偷偷地搞了些军事训练。”团长、政委评价八连说：“八连能打仗。”在当时，这些评价是多么地让人欣慰、自豪！七连呢，官兵素质都不错，“处起来挺好、干起来挺痛快”。九连呢，都是一个营，都知道，那确实逊色多了，我当然不愿意去。这会儿，允许有看法，不许有想法，只有服从命令，尽快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
在以后的几天里，听到的第一个消息就是一营的一个指导员在向草坝开进途中，他带的炮车拐弯不及撞在大树上，车厢的炮弹把他拥挤在驾驶室里而牺牲。另一个震惊的消息也在全团传开。团队在昆明下了火车以后，二营教导员王义雄，看到昆明悠闲自在的青年男女们，发了几句牢骚：“他XX的，公子小姐们喝酒跳舞，老子们去前方卖命……。”就几句，差点把他军法从事——判刑，这几天一直在写检查，还没最后过关。
王义雄是一个非常正规、正直、通达、干练的人。当七连指导员时，他批评一个叫洛桑的藏族兵，洛桑抄起冲锋枪对准了他。他毫不畏惧，骂道：“洛桑，你开枪。你食指一动，老子是革命烈士、你就是反革命。洛桑，你开枪！”僵持了一会儿，洛桑乖乖地放下了枪。后来人们开玩笑问洛桑“谁最厉害”时，他总是伸出大拇指说：“指导员最厉害。”
正直人不怕死，在敌人面前他会更厉害。不过，他说出来的那句实话、心里话，确实是犯了冒失的错误。当然，他最后还是带兵参加了战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