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天七夜

　　 第六天

　　 对了，我们那个连头也挡不住的掩体，第三天上午就被来检查的“汤司令”发现，他大发脾气，责令所里立即加以改进。所里派来了男班长曹内银，我们抽空干了两天，到了撤退前的两天，掩体成了全所最宽敞的掩体之一；这就是为什么能在那次炮击中让于欣丽，让现在已记不起是谁的战友从容躲避危险的缘故---呵呵，我们从容吗？坑道改造好了，我们自己和旁边坑道的人都有点欢欣鼓舞。刘大伟跑来和我商量，我是否能和他换着住？说自从刘医生和小李子随师前指走了，坑道只剩他和王丽君两个人，所以他每天晚上都很别扭。我一听有意思，呵呵呵笑：你就老老实实睡你那个老地方吧！真的，那种时刻难得会有件舒心事。
　　
　　 我想，真正让我不想换的原因，是我对那个生死与共的地方产生了依赖感吧。坑道加宽加深以后，晚上我写东西的时候不必弯着腰低着头了，也不用担心手电的光线会泄露出去。第五天的时候，曹内银被派来加强我们坑道的战斗力，但是因为奶液的缘故他一直不想惹我，我仍然有空就做些笔记，不必担心他告发我。而到了撤退的前一天，我大白天也明目张胆地写。后来我想，在那种炮火连天的日子里，谁还来制止这个。事实上我们是在中国对全世界宣布撤军的当天晚上，进入越南的。三年前因为某种考虑，我未交待这一情节。当时据我所知，这样做的目的之一是“轮战”。毕竟中国的军队，有很多年没打过仗了。
　　
　　 然后就到了第六天：“爸爸妈妈，我又在给你们写信了。我还没写过一封符合自己心意的信。我想表达的东西时刻都提醒我，让我写，可是月光下提笔之时，一切却又消失了。今天能安静地在日光下写信，真是难得啊……令人宽慰的是，听说我们师这41名女兵，是极少数出国作战的女兵中，深入前线最远，危险最大，至今无一伤亡的女兵，值得骄傲吧？我们卫生科崇敬道科长站在阵地前，用他洪亮的，天生适合演讲的大嗓门儿说：真没想到，我们的女兵会表现这么勇敢，这么镇静，完成了任务又未出丝毫差错，要集体请功！听听这些话，真让人自豪呀。还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们，明天，我们就要撤退了。可惜我不是个男的，不然可以留下来。我们所的男兵由所长带队全留下了，负责后卫部队的保障工作；我只有和女兵一道，随指导员先走了”……

　　 而撤退前一天的那个晚上，照例是来了一阵炮轰。持续了约半个小时。然后通知说敌特工队已摸到我们前面，所有带武器的都进入掩体准备战斗。一直呆了两个多小时，敌人并没出现。几乎又是一夜未眠。第二天八点钟的时候，撤退拉开了序幕。当时我们不懂得，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战争中的撤退，也是一埸那么残酷的事情。 第二天到了。原定八点钟出发，届时将带上前面下来的伤员。然而一直没见伤员下来。我们只得沉住气待命。前线部队已经在大踏步后撤了，远远能看见大路上人流滚滚，炎热的太阳已经升得老高，车流和人流激起的烟尘直上云霄。就那么看着看着，大家心情开始紧张起来。九点多时，汤司令终于决定立刻采取行动，因为电话打不通了。他带着李丙恒跑到前面去打听..。过了很久，是一种漫长的等待，刘部长气喘噱噱带回来一个惊人的消息：前边指挥部已经没人了！他老人家一边大骂指挥部“他XX的”！一边当即下达命令：撤！

　　 女兵立刻由指导员带领登上第一辆汽车。记得有个女兵试图小跑，李指导员当即怒喝：慌什么！他是不想引起慌乱想把光荣保持到最后一刻吧。说实话我那时候很佩服他那一声断喝。我们后面紧跟着部分男兵和后勤机关，这支车队仿佛一股急冲而下的水流，汇入汹涌的撤退大军之中。

　　 我不能形容那种情况下撤退的心情。已经接近中午，又是炮轰的时间，不可想象这个时候敌人如果向这一带炮轰，会造成怎样的伤亡。我们要开始通过高平大桥了。而七天前来时的那个黄昏，已恍如隔梦。那天我们多么兴备地从桥上通过。现在天真烂漫已不见踪影。心如同灌铅一般沉重，压抑得不敢呼吸。我差不多是屏住气通过大桥的，那桥是那么长，那么长啊。

　　 终于通过大桥了。还是来时待命的那个地方，现在却是从前线下来走得尘土满面十万火急的一地战士；他们步行着不断避让汽车，让我们顺利通过，坐在车上的我有些不忍卒看。人流中，我突然看见一个姓解的男战士，认出他是我们那期卫训队的学员，他背着沉重的武器一身尘土汗流满面大步往后撤着；我突然又看见我们黑脸膛的刘师长，手里柱着一根木棍，混在他的士兵当中，也在大步大步往后撤，就是他带领的前线指挥部居然在混乱中，忘记把撤退的命令送给我们从而把我们给漏掉了吗。刘师长的脸看上去铁青着；苏豪杰挎着一支冲锋枪跟在他身边让我吃了一惊：他现在是师长的警卫员吗？

苏豪杰是师蓝球队的主力队员。一年前患肠胃炎来住院那天晚上，轮到我和王丽君值班，我值前夜王丽君值后夜。液体里的四环素输得这个男兵一个劲叫疼。那时我们都很负责，他蓝球打得漂亮又招人喜欢，一笑露出颗调皮的虎牙和酒窝。我一边给他做热敷，一边和他聊天，一直聊到下班。我发现，一个礼拜的夜班下来，王丽君和我一样，都喜欢上了这个并不算漂亮，但是挺帅的男兵。出院的时候，他溜进治疗室和我告别。记得他高大的个子靠在窗口把光线都挡完了，他弄得很随意的样子，对我说：也不知道还能不能见面。我说不能了吧。他说：那也不一定，就算将来复员回到郑州，还可以写信和你联系呀。我低头往药盒里摆着药没再接他的话，因为不知道怎么接才好。不料今日如此的相遇。

　　 苏豪杰只抬头看了看车上。情况那么紧急我不知道他看见了什么。车快速通过大队人马向后方撤。开出大部队前，车速曾一度慢过，有一次曾有过几分钟的停滞，我们把尚剩余的干粮拿出一些，给了一个站在路边，拖着几个可怜孩子，站在烟火中张望的越南妇女。然后汽车又一次发动了。没有走来时的路。事实证明，选择另一条路和没按计划时间撤退，使我们躲过了一埸劫难；战后确切消息显示，越南人曾埋伏在我们来时的路上等候，一直到我师某个营因为同前线失去联系，走错路线误入圈套，结果在那一带被堵截，以致于勇敢者几乎无人生还。这不能不说是当时指挥的不利，不能不说是军队久未经历战争。可当时我们的装备落后，尤其是通信设备的极其落后，是造成那次悲剧的最重要的原因。

　　 是去年十一月吧。我接到王丽君从大连打来的电话，她是我知道的我们这一拨唯一一个参过战，仍在从军的女兵。没错，和前面每个电话一样，这是我们分开二十多年因这篇文章的缘故，她得到我的电话号码并给我的第一个电话。我们当然谈到那次战争。我们还谈到我们当年共同喜欢的苏豪杰，谈到目前的生活。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谈话的所有意义无非是：我们都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