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烧的血——柳军访谈

陈小波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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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访谈是我做过的最惊心动魄的一个访谈。我无论如何想不到和平年代有人会有如此经历，而且这个人是摄影记者。

1986年5月至1987年5月，25岁的柳军作为一个战地摄影记者、突击队员参加了对越防御作战。他没有带枪，只带着相机。“发给我枪，但我没带。为什么？因为相机是我的武器！再说，如果我发现敌人，把相机放下，再拿起枪，我早就被打死了，枪对我——没用。”

柳军最近距离记录了云南前线大搏杀------他在40度的潮湿难当的猫耳洞里等战斗打响；他和第一突击队队员一起清晨偷袭对手阵地；被枪炮击中的那个叫李涛的战士离他只有几米的地方倒下；死里逃生回到工事看到三天前才拍过照的宋建平已经被打成筛子状他终于放声大哭、、、、、、、

战争记实组照《不要忘记他们》记录了战争的残酷，记录了战争中士兵的哀伤。这场战争让柳军坚定了这样的信念：战地摄影最重要的是尊重生命！他要拍对得起良知、对得起战友、对得起战争的照片！

有一个网站叫“燃烧的血”。谈话前，柳军建议我上去先看看。柳军拍摄的那些非凡时刻、那些惨烈瞬间仍在这个网上“燃烧”着。在这个网上伫足和留言的大部分是经历过那场战争的中年男人。他们说的话我已经很陌生了。

现在坐在我面前的柳军体面且干净，平静且淡然。只有当他说起老山、说起他的战友、说起他的西部时，那个一年没理发没刮胡子的热血柳军跃身一跳，燃烧了起来。他依然执坳，呼啸着，眼里全是血丝全是泪水、、、、、、

燃烧的血——柳军访谈

一、小时侯上学，我每天会经过西夏王陵

柳：我出生在双军人家庭。母亲是杭州龙井人，家里有茶园。54年杭州女中毕业后，和60多个杭州姑娘志愿支援西北，到了西安四医大的护校。

父亲老家山西，也是大户人家出身，为了参加革命，从家里出走，参加了解放兰州战役，后随王震一兵团进疆，51年随6军组建西北空军，在兰空一干40年，直到离休。父亲是个工作严谨认真、有计划、有责任心的人，做什么事情不会随意。他见多识广，开明、干炼。
我在四医大出生。小时侯因为父亲工作调来调去，我们家从西安到重庆、从兰州到银川，又从银川到西安，老在搬家。

66年，母亲在四医大参加义务修建游泳池时，把腰扭伤了，两次手术失败，就成了现在的二等乙级残废军人。当时只有5、6岁的我就学会干家务事，尽量不让母亲做事，我们家家务事基本靠我。记得上小学一、二年级，我的大量时间在做家务，暑寒假也如此。一般我作饭妹妹就洗碗，我扫地她就掏炉灰、、、、、、

妈妈是南方人，爸爸北方人，我那时每顿饭还要做两种，米饭和面食。我们家几乎每周都要有开家庭会。很小我就学会了制订每周学习计划、定家庭食谱、、、、、、

我的世界观的形成是在银川。我们的营区就在贺兰山下，戈壁滩上。沙尘暴来的时候象迎面来了整个一面黑色的墙，像我们俩现在这样的距离根本看不见对方。最厉害的沙尘暴都把我们院礼堂顶给掀了。

戈壁滩上种树比养一个孩子还难。我在家门口先试着种菜而后种树，要把戈壁挖下去两米，再从其他地方取土回垫，很不易。20多年后我回去，树有一抱粗了。

我们一排住五户人家，家家都有我这么大的孩子。九岁那年，运来一车冬天取暖煤，5吨，一家1吨。我能一个人拿铁锹把煤卸了，公平分好，还知道把最差的留给我们家自己。下雪了，我天不亮早早起来扫雪，不是光扫自家门口，而是把五家门口都扫了，连通往公用厕所门口的雪都扫干净。

那时我被院里其他家长们当成他们家孩子的榜样。

陈：可我印象中部队大院长大的孩子就知道玩。

柳：父母亲要求我们很严，每天会检查我们做的作业和家务事。父母布置的事情我从来不敢糊弄，会尽量让他们满意甚至让他们吃惊。我基本没有让父母亲烦恼过。从小养成了踏实认真的个性，并有了做事的原则：不做则罢，要做就要做好，做出自己的个性。

陈：那你上学更不要大人操心了？

柳：上学条件非常艰苦。学校离我家7里路。从小学三年级到初中，我每天要在这条路上往返步行4趟。

每天穿过戈壁，天天路过西夏王陵，那几个现在著名的土包我都上去过，掏鸟窝。

小时侯身体不太好，老腰疼。上学的路上，我走着走着腰疼的就躺在戈壁滩上了。“小孩子哪有腰？”妈妈不信。后来一查果然有问题，是“风湿热”，血沉高。休学半年。

陈：是因为小时侯活干太多了吧？

柳：也许是。我现在个头不高，可能与当时干活多有关。我也是个倔强、是个爱冒险的少年。在荒漠上呆的太久，想念绿色。我和同学刘利坚信贺兰山里“一定有绿色”，署假两人没和任何人打招呼，五点起床，就朝山里走去。走了一天一夜，终于在山里看到大树、看到人家、、、、、

这是我在网上搜索，无意中发现
的，也是第一次看见的关于柳军
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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