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烧的血——柳军访谈

二、《如此父母官》是我摄影的一个标杆

柳：成长的经历挺艰难。76年高中毕业后插队，又吃了许多苦。77年恢复高考去考试。在宁大附中我是好学生，老师料定我能考上文科。结果我报的第一志愿就是人大新闻系摄影专业。没曾想，虽过了分数线。但人家那年招电视摄影专业，男1.75米、女1.65米，就让我没戏了。

79年参军。本来我分到西安警备区，可以回到向往的大城市,但父亲认为要当兵就去野战军，好好锤炼，在火车站和人家换了挡案，去了47军，当了炮兵。

我的人生一直有目标，虽不会过于远大，但两三年、三五年一个目标我是要定的。我个性鲜明但不张扬，我的认真、坦诚、有毅力在当新兵时起了作用，新兵就成了训练尖子，当上了一炮手也就是瞄准手。一炮手要求反映快，计算数字准确。十组口令规定在一分钟以内完成。为了完成好，80年一年我没睡过一个午觉，不停地练，最后十组口令30秒就能完成并瞄准。当年，全军恢复“三手”-----神枪手、神炮手、技术能手，我们团考上两个神炮手，我是其中之一。

两年后调到团政治处，我当上了战士摄影员，有了一台抗美援朝从美军那里缴获来的“莱卡”相机。摄影报道需要经费支撑，没钱养活报道。我每天白天要给连队战士们拍照，一天拍十个二十个卷，晚上洗，每天要洗一大桶，常常洗到凌晨3、4点。四张三寸收费一毛二。搞报道第一年我的目标是上省报刊，第二年上全国报刊。

那时，我整天泡在基层连队，我就是战士中的一员。那时团里考察基层干部，政治处主任、干部股长必来找我。我基本上可以说出个1、2、3。除了我熟悉基层还因为我客观公正。

陈：上前线之前你默默无闻，但你已经拍摄了《如此父母官》这张在全国首届新闻摄影大赛获银奖的照片。

柳：85年，我刚提干半年，在陕西华阴县，就拍摄了《如此父母官》，抓拍到了一个副乡长对移民百姓的默然和无视。

《如此父母官》是偶然也是必然，这张照片使我在摄影上有了方向，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命运。当我把它当成我摄影的一个标杆的时候，上前线的日子来了。

三、要拍对得起良知、对得起战友的照片

陈：拍战地照片以前，你对战地摄影有概念吗？在影像上有过特殊的训练吗？

柳：几乎没有。在那以前，我从来没机会和条件看国外的战地摄影作品。老一辈吴印咸、邹健东、沙飞的照片倒是看过，但留下的印象大都是当年战争的动态和场面，其它的影像很难看到。

要上前线了。我所在的141师没有参战任务。我没有象人家那样写请战书、写血书、立誓言等等，只是很平静的找师政委要求上前线。他了解我的性格，知道我是脚踏实地的干部。这样我就作为师工作组成员派到421团协助工作。

上前线以前，我们几个要上去的摄影干事在一起讨论过怎么拍------有军部的王红、139师的张富汉、梁子，417团战士报道员袁熙和我。我们当时从公开出版物中获取的影像极有限。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已经出现了一些照片，如《攻克凉山》、《拼到底》，我们头脑中也有了想当然的东西。现在我不隐瞒都有想出名的想法。但我们还有最朴素的共同的出发点：为了我们47集团军这支英雄的部队，我们能带回来什么？给历史留下什么？

那时比较封闭没有机会接触摄影圈，更多和圈外的朋友交流。我走时，师政治部一些知心朋友给我送行时说：“希望你拍到的东西和你人一样！希望你拍到比《如此父母官》更好的佳作。”

无论我是否看过战地照片，无论圈子里还是圈子外的探讨，我自有坚定的信念：我从小在军营长大，我要努力做对军人负责任的摄影者。我要拍对得起良知、对得起战友、经得起战争和历史考验的照片。

85年12月20日，我们部队从陕西蒲城乘闷罐车出发，走了7天7夜，来到了云南老山。

四、突击队员2—24号

陈：那一年，你只有25岁，是突击队员，2—24号。

柳：在突击队的花名册上我是战斗队员，而不是摄影师。那个号码用橡皮膏在我身上贴满了200块。每个战士都是这样。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当时的战斗双方是非常近的，犬牙交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要收复的阵地是个小山包，不到300平米。战斗打响，伤、残、死、被俘，可能都是一瞬间的事。如果我被炸碎了，至少通过身体某个部分上这个号知道我的出处，死活均通过2-24号有个交待。

在参加收复越军占领的310阵地时，我随身携带的东西有：相机4台、随身听1个、止血带10根、急救包10个，0.7秒的“光荣弹”两枚。

陈：这个光荣弹是你不愿意让敌人活捉用来自杀的？

柳：对！在前线许多人都这样，甚至睡觉的时候，这些东西也是不离身的。我是干部又是突击队员，长短枪都有，但我带枪没用，武器是战士的生命，相机是我的武器！也是我的生命！再说，如果我发现敌人，把相机放下，再拿起枪，我早就被打死了。如果我被活捉，就会拉响光荣弹。

那次战斗我带了4个相机，两架分别装有24毫米镜头，28-100变焦头的理光，手腕上一边挂一个“傻瓜”，因为没有换卷的机会。后来一个傻瓜相机丢了，怎么丢的我都不知道。
陈：你真的不怕死？

柳：不怕死是有条件的。再不怕死，炮火一响，人都会发慌，这是生的本能。战斗打响几分钟后就会冷静下来，一要生存，二要拍片。

我从小就对未知的世界有探索之心,骨子里喜欢冒险、探险。不怕死是嘴上的话，人在战场，身不由己，但我是个胆大心细的人。

整整三个月的战前训练，我不是点个卯，而是天天和战士一样训练。模拟训练，我一场不拉。我对战争的残酷程度、对自己和战友构成的威胁事先已经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陈：那时在部队的临战训练中，就已经有“抢救伤员”、“坚守哨位”、“跳出战壕”、面对照相机镜头向“敌人”扫射的作品发回来了、、、、、

柳：我在临战训练中几乎没有动相机。面临将要开始的一场生死战斗，我急需知道战斗怎么打、发起攻击的时机、哪个地方有敌人的暗堡、面对自己、战友将构成什么样的死亡威胁、哪个突击队员会在哪个位置、、、、、我在周密思考诸如“受伤怎么办？被敌人俘虏怎么办？失去联系怎么办？对失去战友将如何面对等以前从未遇到的一道道难题，能想到的结果我都想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