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的儿女们

(二)

原13军炮兵团1952年组建于贵州省贵阳市。它由第二野战军17军122榴弹炮营和贵州省军区38野炮营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15炮兵团。建团后奉命挥师入川，参加四川阿坝黑水地区清剿残匪的战斗。胜利后奉命调云南，西行2000余公里，归建13军。驻守在滇南重镇开远县（今开远市）三台寺卧龙坡。1968年十月，13军奉命调防四川，12月全团驻守在英雄丘少云的故乡铜梁县（今属重庆）。对于这个炮团，我并不陌生。真的，倒不是由于它的光辉历史，而仅仅是由于它的一些特殊事件。最为震惊的是在一次复转期间，炮团修理所一位副所长由于转业想不通，竟在全团大会上扔出了几枚手榴弹，使其死伤惨重。这样的事件在部队时有发生，我在“八一”小学的同学杨小平的父亲杨杰（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院长，中央委员）母亲马东翠，及回家探亲的姐姐（北京解放军总医院的护士）扬小静，在家里被其院里的一个海军学员枪杀。扬小静被子弹从下颌骨穿进从头边穿出，竟奇迹般的活了下来。事件也是发生在76年。从那以后，我就没再见过扬小平，听说是被他时任新疆军区高级领导的舅舅带走了。

只要是分离，不免有点伤感。而现在我们来到炮团，又不免有点迷茫。未来的“希望”是什么？在此刻多少让人有点捉摸不定。接待我们的是炮团军务股的潘股长，四，五十岁，云南兵，脸色有点发黑，身材不高，给我的感觉是相当的热情。几乎没有什么交接，在团机关食堂吃过饭后，周主任就回重庆了，我们三个被带到了位于二营的新兵连。当兵的经历，能够改变今后一生诸多认识的经历已经开始了。

二营在团部大楼的对面，隔着一条通往双桥，大足的公路。在淡淡月光下，那整齐的122加农炮泛着冷冷的寒光，那些高大的“贝狄艾”牵引车是我第一次看见，军营是一排排不算成旧的平房。六连在左，中间是五连，右边就是四连了。营指挥连在这几幢平房的后面，通过7，8节台阶，门口用瓷砖砌着一副对联“集目观天下，连队犹如家”。连队的营房和炮连有着完全不同的布局，它很容易让人想到北京的四和院，而在院子的中间不伦不类的树着一个类似古埃及金字塔的水池。整个院落树阴密布，宁静的几乎完全没有连队的味道。四周的墙上又免不了有一些写的不算太好的对联，其意义在于无时无刻地张扬着与炮连截然不同的文化底蕴。

老兵们都知道，新兵连的生活是最枯燥和艰苦的，近似于严酷的纪律常常让人去更多留念过去。有想家的，有落泪的，也有骂娘的。而我们选择了沉默，这倒不是因为我们坚强，而的确是因为我们特殊。由于我们没有正常的入伍手续，于是我们就没有供给关系，由于我们没有供给关系，于是我们就没有第二套军装和津贴。没有正常的一切，于是我们就特殊。也正是这种特殊，我们就有了更多的自由。这个问题显得很好笑，但其因果关系却也很实在。好在新兵连的生活很快就结束了。王鑫被分到了六连，周正义分到三营指挥连，我被分到了二营指挥连，分到了那个“集目观天下，连队犹如家”的四和院。

接兵是指导员来的，他姓孙，吉林人，第四军医大学68年毕业，在我心目中的知识分子的标准形象。在以后的很长时间，我都不能适应他那冷冷的微笑，和介乎于中性的嗓音，正因为如此，他拿手的就是那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他对歌曲中音域和节奏的处理，简直让我惊叹。接兵那天，是由指挥连先选的，为此他发表了一番演讲：“我要的是有用的，朴实的兵，我讨厌那些华而不实的东西，有些新兵自以为了不起，才当兵几天，就学会了欺负农村兵了，打球的时候，还用球蹭人家头皮”，声调不高，嘴上挂着冷冷的笑。我很敏感的意识到是在说我。那是一天下午，队列训练完后，我和王鑫，周正义一起跟一帮河南兵打篮球，其中有一个叫严发启的兵，总是用一种武术长拳般的动作来拼抢，我的胸部被撞的很痛，没有别的办法，我只好用球蹭他的头皮。其实，这种方法常常是用来炫耀自己的技术和对技不如己的人的一种羞辱。与习惯有关，而与新老无关。但不管怎样，孙指导员还是把我要去了，不是因为打球的技术，而是因为我拉得一手不错的小提琴，事后我才知道是有人暗中推荐。

来到指挥连，我被分到了无线排，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真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我又想起了那副对联。其实，这感觉是有其原因的，我必须要有一段说明。首先是我的连长：李晓建，北京兵，190的身高，中央某部李力殷（中央委员）的儿子。团篮球队里最差的球员，常常因为输了球，而以打架获胜。连团政委王耀华，和团长王连海也只能以摇头了之。排长：吴立春，70年兵，工程兵某部政委的儿子（71女兵服役的部队），书生味很浓，几乎没发过脾气，对人表现出的那种谦让，常常让我感到眩晕。还有从第四军医大学五大队毕业的李黔生（现第三军医大学三院泌尿科主任）刘国建（野战外科研究所博士，现定居加拿大），霍小汉。这些都是当兵前，经常在一起厮混的，而现在却都是二营的干部。其实，最让我兴奋的是我又见到了四医大五大队的哥们了。

第四军医大学，第五学员大队。这是一个十分特殊的群体也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产物。它是由百分之九十的军队干部子女组成，全部是由部队推荐而来。其中不乏当时军队高层领导的小孩。如象空军政委高厚良的两个女儿；高丽丽，高艳艳等。虽然大家都是走后门进了部队院校，加上家庭背景彼此相同，但其思想也不完全统一，于是也发生了一些波动。我记得当时任军政大学副校长孙泊的女儿孙海燕就掀起过一次退学风波，八一制片厂为此还拍过一个记录片，主题是她反对走后门进大学的不正当方式，要求退学，到边防部队去。不知是由于她长的漂亮的缘故还是另有原因，很多人都为之感动，“同情“很快平息了这场风波。

我常去五大队玩，由于父辈间的老战友关系，他（她）们也常到家里来。现在环境变了，而人却依旧，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回家“的原因吧！

坦白地说，到了指挥连后，由于认识的人多，对自己的约束也就变的不多了，给连长，指导员及排长经常制造些麻烦。他们习惯了，我也就更为习惯。唯一让他们能够有底气帮我说话的理由是我的出色的军事技术，那是一种投机取巧，而又被事实证明非常实用的技术，就是这种技术才造成了全团第一个把我推向战场的原因。这究竟是一种胜利还是一种失败？个中滋味很难说清。

我是从小在部队长大的，我曾以为我习惯于部队。我习惯部队的作息时间，我习惯于部队的军号声，我甚至习惯部队的紧急集合。但我绝没想到，我竟不习惯部队被人制约的纪律。我的班长李健德，四川江邮75年的兵。正象所有老兵一样，对比他新的兵非常严厉，嘴里总挂着那句“新兵蛋子”。我听不惯，也不能习惯，于是免不了吵架，吵红脸了也免不了打架，为这事，我曾在军人大会上做过检查。我知道，如果不是李晓健，吴立春的偏袒，我会受到更为严厉的处罚。当然，指导员也常和我们在一起，不是为别的，而是因为他喜欢听我拉小提琴，《梁祝》《新疆之春》常常让他情绪高涨，我给他伴奏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成了连队最得意的节目。不过，对于我来说，最有吸引力的还是霍小汉那声情并茂的故事。《第二次握手》《一双绣花鞋》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我们连里除了前面说到的严发启，还有一个76年的河南兵不得不说。他名子我忘了，是河南新乡的。其实在开始我对他印象很好，因为他是最关心和最能帮助新兵的老兵。原因是所有老兵都不愿和他交往，其中包括他的老乡。坦率地说，他人很老实，文笔也还不错，一旦出个墙报什么的，多少会显示出一些文学功底，但大家反感他的装腔做事，和那种过分巴结领导的处世风格。最不能接受的还是他晚上叫你起来站岗时的那种交岗方式。整个过程是这样的：先轻轻地来到你的床前，仔细观察你是否熟睡，待一番特别的试探确认后，他会伏下身子并且用他的身子紧压你的胸部，效果是让你在美梦中突感一种上吊的快感。一旦得逞，你就是到了哨位上，大脑里还是一偏空白，多站两个小时也是常有的事。这方法算不算一种怪癖？不管怎样，只要是接他的岗，是人都会感到一些紧张。可他对我只用过一次，也是他最为失败的一次。因为有了别人的提醒，我在站岗前一直装睡，临晨两点，我感到他已来到了床前，我把腿慢慢的收了起来，当然还是那些奇特的试探，于是身子慢慢地伏了下来，时机明摆着到了，我用力把腿蹬了出去，接着是一阵杂乱的撞击声，灯亮了，他痛苦地捂着肚子，而其他被窝里传出了一阵抑制了的笑声。我一夜没睡，十分的辛苦，但很值得。

其实，在部队有点事情总比没事情好，事情本身的好坏，已经毫无价值。《士兵突击》里有一段话“光荣在于平淡，艰巨在于漫长”，这倒说出了部队的一些特点。部队的生活是平淡的，一周也只有星期三和星期六晚上能够自我安排，但也仅限于写家信，十点钟准时熄灯。星期天休息，也只能按比例外出，晚上九点的晚点名总会让你提心吊胆。出此而外，其余时间会安排的满满的，什么早操呀，训练呀，夜间科目呀，如果你还有时间，那还有搞菜地，修猪圈等着你呢！

当然，在这漫长的平淡之中也创造出了一些幽默。象北方兵用洗脚盆（脚盆和脸盆是共用的）装馒头藏在床下，已经不是秘密了，仅仅因为想吃面条而装病不起，还有因偷跳交谊舞而练就了一身五公里负重越野的体力等，不过偷拆女朋友来信，怎么也算不上幽默。其实这事我早有发觉。最初是团里那个通信参谋，他是成都的兵，和吴力春很熟。每逢71女兵给我的来信他总要偷偷的拆开看过。这我能够理解，因为给他误导的是那个地址，那个吴立春父亲部队医院的地址。不怪他，当然更不能怪我，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倒可以怪吴立春，怪那个部队甩不掉的平淡。既然事情已经败露，我就叫吴立春提醒了他，既有绅士风度，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而第二次信被偷拆，是我们营部的通信员干的，处理起来也相对简单，狠狠的一脚，问题也就解决了。

真的，在这样的比较特别的部队环境中，我多少有了一种优越感，但我完全没有想到，我却有了第二次失败。那是1978年夏天，我利用了所有的条件，参加了当年的高考。我感谢李小建在炮团的影响力，也感谢团长王连海对干部子弟的那种亲睐和宽容，因为在全团三个名额中我争到了一个。本来我是没有资格的，当时规定参军不到两年的兵不能参加高考，尤其是象我这样，政治表现并不突出的，并且很不好管理的城市兵来说，几乎很少有这种机会。算是一种运气吧，区别的意义在于这种运气不是由自己创造的，而是别人的努力。通知下来后我复习了三天，本想找机会感谢一下李晓建，可凑巧他带着连队去农场忙着抢收去了，只好写了封信给他，表示一下誓在必得的决心。

高考的地点在距旧市坝几公里外的铜梁县城。对于铜梁我有过一些不爽的印象，感觉是小和脏，对此，我还写过一段：“铜梁县，铜梁县。高的是烟囱，矮的是猪圈。臭气连天涌，屎尿到处见。一盏昏灯照全县。”由于高考时间为三天，我们就被安排到了109团，和109团的篮球队吃住在一块，两天时间，我和他们混的非常愉快。109团和军炮团由于相距不远，因而两支篮球队最初经常比赛，但总以军炮团的失败而告终，时间久了，两个兄弟团比赛的意义也就不大了。军炮团曾招揽过一些篮球高手，无奈技艺相差甚远，其结果始终没能改变，失败惯了也就没有了羞辱，胜利惯了也就没有了价值。胜败已经不具备实际意义。

三天的考试一眨眼就过去了。我自认为还考的不错，临回炮团时还和109篮球队的弟兄们小聚了一场，但过后，我一直没能得到考试成绩的通知，而随后的情况突变也让我完全没了顾及的心情。这算失败？完全没留下感慨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