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战争的灰砾

5、咫尺认人

胆子越来越大，我们就坐成一排面朝南观景。

居高临下，我们看得很远也很清楚。我们脚下就是作为中越边界的南溪河，河宽一二十米，因为是旱季水流很小，有些地方看上去蹚水可过。过河就是越南的老街，老街及周围地带海拔七八十米。在我们西面六百多米，“中越友谊（铁路）大桥”就架在南溪河快要汇入红河的头部。大桥三个桥墩、四节桥梁，两国各有一半。桥中央支起一架约三米多高的铁丝网墙。紧顶着铁丝网墙的是越南一侧两节火车皮，据说那里面装满了炸药。桥的两岸，各插本国国旗，旗下就是修筑战斗工事的人们。

老街东南面的三个红土高地上，越南兵有的光着背、有的只穿着裤头在卖力地挖工事。骄阳下，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潮气。用望远镜可以看到越南兵身上光亮的汗迹。“唉，这些小伙子们再过几天就该死了，还这么干呢！”心中不免有些可怜他们。

老街的房子，都拆掉了门窗。房子的墙壁和墙角都有掏挖过的痕迹，那就是设置的枪、炮和火箭筒射孔，一个个黑窟窿有些可怕。但街面上人来人往，理发的、骑自行车的；河边院落里，大姑娘梳头的、老太太喂鸡的，都很自在。

老街靠河的边上，有一个越南兵在芭蕉树底下挖堑壕，因为他穿着军装，与河边的草丛、瓜果树林融为一体，一开始我们没发现。他离我们最近，直线距离一百二十米左右。他背一支冲锋枪，干得很起劲，一会儿抬头看看我们，一会儿抬头看看我们。我们也全神地看着他。当我们向他摆手时，他竟然也摆手回敬了我们。“多好的越南兵，我们跟他有什么仇哇，要不是执行国家命令，干什么要跟他拼个你死我活！”我们议论着，“这打什么仗啊，搞不好哇，H主席让咱们来吓唬吓唬它就回去了！”心中不免有些遗憾。我们怀着迷茫的心态下了山。

后来，团里下达任务，每人每天砍三棵直径不小于三十厘米、长不小于五米的野树用于修筑团战时指挥所。

我们全连官兵分乘几辆车到了一带荒芜的山区。这里离边界有四五公里的距离，没有了橡胶林，一小片小片的竹林散生在远近高低的山头上，草丛很多，野树却很少。人们四下散开寻找目标。我选的树在山坡的草丛里。这草常年不死、又粗又硬，只能用砍刀砍草开路。草足有三四米高，密密丛丛，我钻进了不短的距离，只能看到比路还窄的一线天，还是不见那棵树。“一定是偏离了方向”，我只能退回去重新瞄准目标，再度寻找。终于到了树底下，玩儿命地砍起来，不知道什么是累，只知道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停下来两手拄着膝盖喘会儿气。砍倒树根、砍掉树头，就算大功告成；四肢叉开，仰面朝天躺在地上，看着雨伞大得天，这时会听到虫鸣鸟叫……歇足了，抱起树干一头往山下拉。到了山下，看看战士们，有的碰破了手、有的划伤了脸、有的头上粘着草叶和树叶、有的撕破了衣服。远处的半山腰上，有两个体弱的战士还在抱着与自己体力极不相称的树干往山下拉，体格强壮的战士们奔过去把他们接回来。把树干装好车，拉回目的地，我们又两人一根、两人一根地把树干扛到山上修工事的地方。两天，每人完成了六七棵树的砍伐任务。苦劳力，真称得上苦劳力！不知道人们哪里来的那么大的力气和耐力。但是，还是有些娇弱的战士病倒了。

营地附近又挖猫耳洞。猫耳洞特小，一个人只能缩成最小的体积才能钻进去。北方兵大个子较多，每人每天才挖一个还累得够呛；南方兵小个子多、耐力强，每天能挖两个。要说平时我还不太看中小个子兵的话，现在由衷的喜欢他们。

战士们特别听话，从不叫苦叫累，不计较干多干少。我们几个干部看着全连的战士，真像特别懂事又能干的孩子。官兵之间无论从思想到行为似水乳交融。

但是，不愉快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一个上午，连长整队，全连集合完毕要出去执行任务。卫生员悠闲地在茅草房旁边的灌木上晾袜子。

我走过去以一种打探的口气问：“你怎么不去集合呀？”

“我不去！”他气冲冲地回答。

“那你就在家照顾几个病号吧。”我叮嘱他。

“我不照顾！”又是一句刺语。我顿时火冒三丈，骂道：“你他XX的怎么啦，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找他妈死是不是？”

“反正我也活不了几天了，不定哪天我先枪毙了你。”像是憋了天大的委屈，他突然哭喊起来。

“我告诉你，你晚上拿枪来找我。你一枪必须把我打死，要么使我失去反抗能力，不然，第二枪你就小心我的。”我是动真心告诉了他这些。

连长、指导员把我们拉开。卫生员哭了很长时间。这事惊动了营里，正副教导员都来做我们的说服工作，因为在这个时期很容易出大事。说实话，无论在哪个连队我都和战士们处得很好，战士们也都很爱戴我。

下来有卫生员的同乡告诉我说，卫生员从小是孤儿，可能有时候想法和行为怪异一些，让我原谅他的过激情绪。过了两三天，指导员跟我说：“前几天，我批评过卫生员，他顶撞我。咱们俩是老乡，他可能认为你在为我出气故意找他的茬儿。”其实，我对他俩的摩擦一点儿都不知道，看来卫生员是误会我了。其实，我也不会就此记为仇恨，无论从职务到年龄，我都应该看得宽一些，火头上，可能真的会刀枪相见，静下来，我们是一个战壕的战友啊。如果我受伤了，他肯定也会抢救我、背我。没过几天，在一次全连大会上，在没有事先安排的情况下，卫生员主动站起来作了检查。因为，官兵们都知道，在面对真正的敌人的时候，谁失去了战友和连队就等于失去了生命。

面对死亡的威胁，有的战士变得孤僻、沉默无语。一班长白山伟变得焦躁、爱发脾气。我们连队这只小船在风浪中有些摇摆。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几个干部、同时发动表现稳重的战士做了许多思想工作。

拼了命似的战争准备一天天地继续着。在这里，我们在橡胶林里吃了年初一的饺子。上级给我们配发了蚊帐、口杯、饭碗、背囊、吊床、急救包、战场急救注射针、防刺胶鞋和塑料布。防刺胶鞋可以抵挡竹签和铁钉的穿刺，塑料布就让人心寒了，叫“平时可以防潮挡雨，死了可以裹尸体”。上级还告诉我们，身上不要带多少钱，死在越南人手下就被他们掏走了。自此，工资和津贴不再全部发到个人手里，而是自己申报战场零用钱，剩余部分由团里直接寄回家。父亲收到寄回家的钱告诉母亲时，母亲反问他：“你光拿回钱来了，那人还有吗？”父亲茫然得不知道说什么好。

面对战争和随时出现的敌人，人们的高度警惕和紧张是可想而知的。人多了，部队和部队的素质、人和人的素质也不一样。可笑的事故不断发生。

我们连驻地东边的山有一个鞍部，一条小路过去住着一个步兵连。连长是六八年入伍的湖南兵，战前本来该转业了，由于扩编，由副连长提升为连长，这就是“打仗给了个送死的官”。他自己住在一辆解放AC——30车上，周围就放了六个岗哨。有一天夜里，连里的一个哨兵向连长说听到越南特工队打枪，全连以班为单位开始搜捕。时间长了惊动了营里，营长来到这个连正向哨兵询问情况，橡胶树上一个橡胶籽又爆开了——“叭”得一声，哨兵机灵道：“又打枪了！”营长顿时恍然大悟，一巴掌打了哨兵，命令连长招回搜捕分队。搜索分队陆续撤了回来。最后，有一个班没有回来，连长派通讯员去找。这里离边界很近，通讯员不敢喊，就打着电筒找。这个班埋伏着，发现有亮光过来，班长想：“好个特工队，你终于来了。”命全班一起开火，把通讯员打死了。

2月2号，我们营七连炊事员步枪走火，给了个行政警告处分。2月4号6点多钟，八连四班两个瞄准手浦海、肖伟强在炮车上说笑打闹。肖掏出颗手榴弹对浦说：“再说就炸死你。”浦拿起枪对着肖说：“那我就打死你。”无意中枪响了，打断了肖的胳膊。考虑同一个班的两个瞄准手，一个伤，如果再判一个刑要影响打仗，也就保了下来。一营一个司务长手枪走火，打穿了铁箱后，正好射穿了一捆面值五斤“全国通用粮票”上大写的“伍”字。接连地枪走火事故，逼得团里明令：只要发现子弹上膛就给处分。

2月上旬，我们得到了具体战斗任务：进攻出发地线。河口以东为YT军，坝洒以西是YY军，中间是我们YS军。YS军A师在瓦窑至洞坪一线展开、B师在曼峨至坝洒一线展开、C师在龙山至冯五寨一线展开。三个师沿红河排开，进攻正面达ES多公里。战斗一打响，全线进攻。渡河要求尽量偷渡，偷渡不成就强攻。我们营七、八俩连加强A师、我们九连加强B师。B师是处在YS军西侧部队，B师的YYS团就是配置在B师东侧位置打穿插的尖刀部队。我们连的主要任务就是支援YYS团强度红河和穿插。同时要求，85加农炮要靠前配置，以近距离、直接瞄准射击支援步兵渡河，并分别给各连划定了阵地选择区域。上级进一步强调战场纪律：我们的战争是针对越南政府和军队；所有官兵要像当年志愿军爱护朝鲜人民的一草一木一样，爱护越南人民的一草一木；不准袭击和枪杀老百姓、不准缴获老百姓的民用车辆；不准调戏和强奸妇女；对待民兵缴械教育后要释放；遇到监狱，烧毁档案、释放犯人。

夜里，我们三个连干部接受了具体战斗部署。刚睡下，八连长来到我们连找我。黑暗中他打听到了我睡觉的位置钻进了我的蚊帐。他小声地对我说：“坏了，危险得很哪，离敌人太近了。”我说：“我们离敌人只有三四百米，冲锋枪都能打得到。”他说：“我们只有一二百米，手枪都能打得到。”我俩讨论了一会儿，谈到危险、谈到死、谈到谁死了谁为谁的后事做点儿什么、谈到了他的前任连长肖卫常……

我身边的这个人叫甘敬秋，四川蓬溪人，66年兵。肖卫常，70年兵，其父是南下干部，在一个基建工程兵师后勤部任副部长。我刚入伍时甘是八连指挥排长，肖是我的班长。后来甘当了副连长，肖是排长，我是肖排的班长。70年代，盛行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肖是积极分子，“老、中、青三结合”时，由排长直接提升为八连连长超过了甘。有一次甘犯了小错，在支委会上，肖是上纲上线批得甘狗血淋头，什么“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会坠落成阶级敌人、会成为军队的败类”，听得支委们浑身发冷。在我提升排长时，肖却计较平时很正常的磕磕绊绊百般阻挠，说了不少坏话。经过一段时间对我的考察，在我连代职的团副政委最后的结论是：“这人不像他们说得那么坏吗。八连，赵吉仁式的人物还有。” 赵吉仁就是肖的前任连长，心胸狭隘，他和指导员矛盾很深，两个人住一个屋子，都枕着手枪睡觉。谁干好了指导员安排的工作，赵就会给谁小鞋穿。在"文革"支左时，赵，一个满脸麻子浓狐臭的人靠权力和手段娶了东方机械厂一个二十岁左右非常漂亮的中提琴手为妻。赵转业后，赶上了改革开放，妻子带着孩子不辞而别去了深圳。几年后，赵却不明不白的赤身裸体孤独地死在床上。

全团有中央级干部的儿子，军、师级干部的儿子更多，面临战争没几个人调走，肖卫常也在战前调走了。有着光荣传统的八连在雷鸣闪电到来时，甘敬秋却站到了最高处。黑暗中，我和我的老领导嘀咕着，有些遗憾、有些酸楚、也为肖的离开为八连感到羞愧。此时，我们多想有他和我们光荣地战斗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