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战争的灰砾
6、支拳窥肋
第二天，连队要转移到阵地所在位置。
红河，上游是我国云南境内的元江，中游六十公里为中越边界，自老街流入越南境内，途经越南首都河内，流入北部湾。我们战线这一段，河宽从二百多米到八十米不等，河两岸，中越两国各有一条沿河公路。上午，我们从驻地出发，途径河口县城向西，一直行驶在沿红河的公路上。这会儿，我想人人都会密切地注视着越南一侧。我看到了河那边阳光下闪着油光的公路，那是我国援建的。我们不时地发现越南兵在河对岸的草丛里站起来观察我们，他们离我们只有二三百米。我们的官兵把步枪、手枪、冲锋枪、机枪和火箭筒都紧紧地抓在手里，心想，如果越南兵向我们开枪，我们就会全力以赴向敌人射击。揣着随时准备和敌人干一场的心理跑了十几公里，我们住在了龙树脚一个橡胶工人的驻地。
在以红河为界的中国一侧，都是纵深几公里的橡胶山林。老工人都是当年开发这里的前辈。后来，又有来自重庆、成都、上海、北京和昆明等地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为了躲避战争，大多数人已经走了，龙树脚也只剩下几个人。
下午，B师副师长带我们勘察阵地。紧挨着边界，这里是一块河滩，借着河流急度地向南弯曲，像侧看的拇指伸向越南。隔河，正面是越南宽二三百米、纵深六七百米的开阔地带，左面是六十米高的吉旦山。吉旦山上，草丛、灌木深密，居高临下，离我们的阵地位置只有二百多米。我想，战争一旦打响，在我们抢占阵地的时候，如果山上有一挺机枪向我们射击，伤亡不说，我们根本就无法完成任务。当面提出我的想法，又怕副师长认为我怕死，就私下里和连长谈。副师长听到了，就走过来问我有什么想法，我只有摊开说了。谁知道副师长另有想法，顺水推舟，说：“这里位置也低，只能支援YYS团渡过红河。步兵翻过第一线高地，你们就有劲使不上了。不然你们就多吃苦吧，修路上山。”他指了指北面234高地，那山与这里高差一百五十米、距离一千米。副师长接着告诉我们：“那样，你们的炮火可以把步兵送得很远。”带队来的还有营里副营长和副教导员，我们几个人商量了一下：“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吗！”于是，我们下决心修路、拉炮上山！
234高地，原是野草荆棘丛生，常年落叶不断。77年，林场工人放火烧了山准备以后种植橡胶树。山上土质松软，路好修、炮难行。
因为在山南坡修路朝向越南，每天天一黑，全连官兵便上山修路。因为没有任何工程机械的支持，官兵们只能用锹镐拼命地挖刨一宿，天亮前再用没有烧透的草木秸秆儿把翻出的新土盖上。因为时间紧迫，经过六夜苦干，土没挖多深、路没开多宽，一条拐了七十二个“之”字形弯、长达近两公里的上山路就修好了。
根据师首长指示，在修路期间，我带六班瞄准手刘天成进行边界侦察，以发现敌方固定目标。我俩每人带一支冲锋枪、120发子弹、一只望远镜；我另带一支手枪和一张地图。我俩每天都活动在红河边上。看着宽阔平缓东流的红河，特别爱好游泳的我要不是怕违反纪律，真想在夜里游过去转一圈儿。可在一些神秘的地方，就是到河边洗手都特别小心，惟恐绊发了水雷。岸边，硕果累累的木瓜和芭蕉，正是发黄好看的时候。我们俩搭人梯爬上一棵芭蕉树割下来一大串芭蕉，每人掰一个，用手指甲艰难地抠开芭蕉皮，咬上一口：“哎呀！”涩得拉不开舌头，就埋在草堆里，嘴里叨咕着：“等步兵过河的时候让他们吃吧。”
越南岸边，发了绿毛的竹签斜插在河滩上指向我方，布成了十几米宽、几百米长的蛇阵；紧挨着竹签南侧，就是一道铁丝网。我们注视着铁丝网后面和更远地方的蛛丝马迹。离界河不远的一个高地上有两个新挖的山洞，洞口朝向我方。挖洞的黄土在山坡上铺开了一大片，特别显眼。越南远处的高山静静的矗立着，近处的高地也静得出奇，看不到有活动的人影，只有在远一些的一个高地上，有三条断续的、高低不平的堑壕。在中间一段堑壕里，有一个越南兵右胳膊搭在架好的机枪上看着我方。我在地图上标记上了这所有的一切。
一天下午，我和刘天成来到红河边一个高地的树林里侦察，炮兵第S师122榴弹炮团M营的营长和教导员也在这里。我俩正在和两位首长闲聊的时候，我发现越南一侧一男一女两个兵背着枪向边界走来。“他们是不是来某个指挥所还是暗堡执行任务？”我们严密监视，想通过他们发现一个隐蔽目标。为了看得清楚，我俩不断地变换观察位置，却被越南兵发现了。这和我们穿的橡胶工人的蓝色衣服有关。先是后边那个男兵顺势趴到了沟里据枪向我们瞄准。然后他用手摆那个女兵。女兵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先是怔了一下才跑下沟趴下据枪瞄准了我们。我俩顿时举枪瞄准了他们。如果不是怕随便开枪引起国际争端，我俩肯定要向越南兵射击了。几乎同时，那炮兵营长和教导员把帽檐往后脑勺一转，弓着腰跑了。对峙了一会儿，越南兵退下沟底。为了更清楚地观察他们，我们向左前方转移了一个高地继续观察，发现越南兵退去了很远才爬上沟，回去了。
河对面，明显的山洞和盘在高地上的堑壕谁都看得见，我们只有仔细地侦察不为人知的地方。一天，我和刘天成正在伏地观察，越南紧挨河边的高地上下来一个穿黑衣服的人。他的行动诡秘而又慌张，不时地停下来仔细地观察周围的草丛和堑壕。“是不是在和隐蔽的火力点说话？是个记者走迷了路？还是想逃回国的华侨？”一连串的问号在我脑子里转。我们正在用枪死死地瞄着那人的行踪，从我们旁边香蕉地里快步跑过来B师两个兵对我们说：“不要开枪。如果有越南人追过来，咱们就掩护他。”没来得及问为什么，我们答应了。
那个人慌忙地下了高地，顺河边向西走去，一片香蕉林挡住了我们的视线。本来已经没我们的事了，出于责任，我俩还是钻进香蕉地想看个究竟。我告诉刘天成在我后面十米跟进，如果我和敌人交火他就向侧面迂回，如果打散了，就各自回连队。我们警惕地摸索前进，密密的香蕉叶已经阻断了我俩之间的视线，但彼此都能感觉到对方的所在位置。接近河边，香蕉林稀疏了，离我有十二三米的河边突然站起来一个穿黑衣服的人。我以为那人已渡过河来，就用手摆他到我这边来。他怔怔地看着我，手里还拿着一支微声冲锋枪。我以为碰上了越南特工队，立即举枪瞄准他。他马上说：“不要开枪！不要开枪！”我听出他是河南或山东兵，越南人学话口音不可能那么像，才叫上刘天成放心地走过去。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那个兵问我们。
“YS军炮团的。你呢？”我反问他。
“B师侦察连的。”
我又问他：“刚才从东边走过来一个人你看见了吗？”
他指指河对岸：“在那儿呢。”我们顺着侦察兵手指的方向向河对岸望去。那人坐在河边一蓬竹子掩映下的一块大石头上，大石头一半淹在河水里。他坐立不安，不时地向左右和身后张望。一会儿，他跳回岸上，握着匕首在河边的堑壕里搜寻了一趟，又把河滩的竹签拔开了一条通道。他伸展几下腰臂，准备要游泳渡河的样子；突然发现了我们，才安静地坐回了那块大石头上。
我又问那个侦察兵：“他是干什么的，为什么不过来？”
侦察兵告诉我们说：“前几天夜里，我们过河侦察，发现一间草房里亮着灯，里面只有父子两人。我们就把他们押了回来。他们是华侨，家里的女人都撤到后方去了。通过我们做思想工作，他们知道回去也就没命了，答应帮我们完成侦察任务。他是昨天夜里潜藏过去的，可能没完成任务，所以不敢回来。夜里他还得进去侦察，白天只能到河边来躲躲。在这里我们可以掩护他。”侦察兵说完，我想起了前天的那件事。
吃过早饭，我和刘天成来到离界河不远处的高地上，看见一间砖瓦房前有一个兵走动。我们进了屋子看见，一个五十岁左右的老头哀伤地垂头坐在铺着草垫的床上，一个男青年躺在地上嚎啕大哭：“妈——我再也看不见你了，我怎么回去见你呀……”三个我国军人莫不作声地看着他们。我向一个军官打听怎么回事，军官说他们是父子俩，是华侨，昨天夜里从越南带回来的。
“他妈怎么了，是不是出了意外？” 我又问那军官。
“没看见他妈。” 那军官很没劲的回答我。
“你们是不是打他了？他多大了？”
“十七岁了呢。我们干吗打他。”
我怕军官不耐烦了，没有再问。年轻人哭个没完，令人心烦，如果没有这间房子，那边的越南人会听的很清楚。我嘟哝了一句：“这么大小子了，真没出息，拿枪托给他两下就好了！”
我再次用望远镜注视着河对岸这个随时面临着死亡的小伙子，心想：“是不是前天的他？思想转变这么快？还成了我军的侦察员，竟然这么勇敢。”我开始为当时那句不恭的话感到内疚。
那小伙子看见我们仨都注视着他，开始比画起来。他掏出腰间的匕首，狠劲地做了做戳杀的动作，然后伸出两个手指头点了点。侦察兵告诉我们说：“他暴露了，还杀了两个人。”
侦察兵说我们炮兵射击需要精确的时间，上边给我们配发了电子手表，一定要看看才行。我说没有，他不相信，直到让他看了我的机械表才罢休。那会儿，电子表只是听说中的东西，是非常稀奇的。
虽然战争还没有开始，我们的侦察兵已经处在很危险的环境中。他们几乎每天过界侦察，都有被越南人抓住的可能。越南人对待俘虏是惨无人道的。在美国和越南的战争中，美国飞机被击落后，飞行员宁愿让中国人抓住，不愿意落在越南人手里；因为中国人优待俘虏，越南人会在他们的嘴里灌屎汤子。这次战争，我军一个侦察班长在过界侦察时被越南女兵抓住。她们把他捆在树上，把额头上的肉皮割翻下来一块遮住双眼，把他的下身割下来放在他的嘴里。我军打过去以后，发现了这惨不忍睹的一幕。由于过界侦察有生命危险，有的侦察兵怯懦到了极点。一个大雨倾盆的傍晚，一个侦察班要渡河执行任务，大家都上了橡皮船，最后一个人就是不上。等班长去拉他的时候，他却瘫软地坐在了地上。后来，他在夜间站岗时用冲锋枪打断了自己的大脚拇指，想以枪走火自伤为由逃避战斗。
为了得到敌人前沿具体的部署情况，我方采取了多种侦察手段。一个大队党支部书记在越南有亲戚，过去来往很多，对越方地形熟悉。一天夜里，他带两个基干民兵过了河。当他们正在辨别敌方一门火炮的真伪时，敌人向他们开枪。书记带两个民兵撒腿就往回跑。敌人追过来，他们边跑边背手向后射击，跑出三百多米甩掉敌人后发现，三人手里四支手枪的子弹已全部打光。
侦察兵们还要抓舌头。他们在越南那边敌人出没的地方设下埋伏，在国内离边界远一点儿的高地上架一架大倍率望远镜观察，如果有敌人走近我们的埋伏点时，这边用冲锋枪打一个点射报警。我们埋伏的人就知道有目标接近并做好擒拿准备。敌人听到枪响先是一愣，看看没事，继续往前走，直到被擒。
越南人也真是逗气。有一次，我和刘天成看到五个越南妇女在他们的高地上走着、说着、笑着、唱着，向我们挥手高喊着：“过来呀——”这一定是敌人的诡计行动。
我和刘天成几天的侦察，只是在地图上标注了一些山洞、堑壕和机枪掩体，没有任何重要发现。别说我们这些业余侦察，就是专业侦察兵也让首长大失所望。他们每天夜里渡河过境侦察，抓舌头审问，得出的结论是：“边界上没有敌人”。,
YS军曾在云南驻防十五年。抗美援越期间，YS军的参谋长曾担任过越军王牌师——316A师的师长。这次战争，316A师又是云南方向越军主力部队，听说我们军往云南一开，越军全线后撤三十公里, 给我们造成了越军怕YS军的假象。其实不然，后来才知道，敌人在边界一线设置的全部是暗堡，我军的侦察根本就没法发现他们。战争打响后抓回来的俘虏说：“别说你们侦察兵坐在我们山头上唱歌，就是坐在我枪口上，我都不会开枪。”可见我们遇到的战争滑头是多么的厉害。
基于“边界上没有敌人”的结论，战争打响前，昆明军区下达命令：“开战第一天，没有军区的命令，100毫米以上口径的火炮不准射击；节省炮弹，准备后边打硬仗。”A师给我营加强他们的两个85加农炮兵连下令：“你就是看着我们一片一片地死，不让你开炮你也不能开炮。”相比之下，B师副师长就显得英明得多、对炮兵也信任得多。他给我们连的命令是：“只要你们发现敌人，可以自行开炮，但一定要认准，不能打了自己人。”这和他是B师炮兵团长出身有关。
战争气氛越来越浓。我国总设计师访问美国，在与美国总统会谈时拍桌子表示：一定要狠狠地教训越南。美国也给我国提供卫星情报说，苏联没有动静，让我们可以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布国家主席的声明说，越南政府和军队不要低估中国人民的力量，我们有胆略、有实力进行自卫还击并取得战争的胜利。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
感觉到战争的临近，多数战士又刮了一次光头。上级下发了防破伤风针剂，但不够全连每人一支。连里决定给最危险岗位上的战士用。平时战士打预防针，可有几个人消极，拉肚子啦、发烧啦、躲厕所啦，找尽各种理由逃避。这会儿可不行了，有的战士开始发牢骚：“老子来打仗，连个针都舍不得给打。哪怕一人打半支呢。”可笑至极。有的说：“老子来玩儿命，连支枪也不给发，就他妈等死吧！”因为炮兵装备不是每人一支枪。对这些反映，我也有同感，手里有家伙，心里才踏实。有一次夜间，我一个人下山开会，子弹上膛、抠着手枪扳机走在草丛间的小路上。心想，哪怕是敌人拉了我的腿、堵了我的嘴，我至少能打出一发子弹，打着敌人，可能活命，就是死了，战友们也能听到枪声。这些警觉心理不是没有理由的，前天夜里，我国两个工人在我方高地上抽烟，被越南的冷枪打死了一个。
2月13日夜，我们开始拉炮上山。YYS团派来两个步兵连协助，民工们也帮助扛炮弹来了。85加农炮，1725公斤。天，下着雨，泥泞的路把炮轮陷下去一半，一百五十个人挟持着一门火炮。一百四十个人拽着两条拉炮绳，十来个人围在炮的周围，推的推、拉的拉。号子不敢高喊：“1——2——3！”指挥员的声音像是一股旋风从喉咙里卷出来，大家一股猛力，火炮只能向前挪动几寸或一尺多。一大把粗的尼龙拉炮绳被拉的“嘎嘎”作响，我们就把两根拉炮绳并在一起。我在火炮的左侧，右肩扛着防盾板、两手死死地抓住炮轮狠狠地往前推。“啪嗒”一声，拉炮钩从炮轮中央的挂柱上弹出来打在我的手表带上，拉炮钩又拉直了，拉着绳子的几十个战士全被涌倒在山坡上。到了“之”字路，我们就像詹天佑的火车上山，来回倒着推拉。人们咬着牙，发狠有劲使不上：“要是炮能拆散了扛，每人平均才二十多斤哪！”三个多小时才拉到山上去了四门炮。最后两门炮拉到了半山腰，人们觉得实在没办法把它们弄上山去了，考虑时间也不够用了，就就地安置了阵地。六门炮都安顿好后，人们都躺在地上不动了。没有话语、没有走动、只有人们的喘息声。我们知道对面越南高地上起码有数支枪瞄向我方，烟瘾再大的人也不敢点燃一颗烟，足足休息了半小时，才下山扛炮弹。像蚂蚁搬家，人们抬的抬、扛的扛，在山路上你来我往。民工们毕竟是来帮忙的，不知道他们是气恼还是真的恨透了越南兵，反复告诫我们：“你们一定要把炮弹打完，不然我们可不帮你们往山下搬了，炮也不帮你们往下拉。”每人又是两三个来回，才完成任务。山顶上，背包还在雨中淋着，我们奔向竹丛，砍回竹竿，用藤条捆架在树上当床，合雨衣而息。
14日夜，我们开始构筑阵地。旱蚂蝗有时会爬上我们的鞋子偷袭我们的脚腕。毒蛇早已精明地躲到了安全的地方。这里土质出奇的松软。翻开表土，深层尽是些腐朽的树叶、树杈和树根，在地上星星点点地散发着荧光。萤火虫在空中飞舞盘旋，我们犹如进入了繁星闪烁的宇宙。
火炮射击时，后坐力非常大。抵抗后坐力的就是连在炮架后头的两块钢板，叫驻锄。为了让驻锄接触到足以能够抵抗后坐的硬土，每门炮都挖了一米左右深也没挖着硬土，就将就着占领了阵地。山上四门火炮的阵地前面，有一溜三米多高的茅草正好隐蔽着我们的火炮。为了不影响射击，1、2俩炮的炮长自作主张把草丛砍开了两个缺口，直挺挺的炮管提前暴露在越南人面前。第二天上午，B师炮兵科长气喘嘘嘘地爬上山来，先是表扬我们不怕吃苦，修路拉炮上山，说还要请示师司令部通报表扬。同时指出，我们的1、2炮已经暴露，必须转移。结果1、2炮又向西迁移三百多米重新占领阵地。白山伟、何东继俩炮长的胡作非为，给我们带来又一次迁炮的麻烦，也给我的指挥带来极大不便。1、2炮在西，3、6炮在东，4、5炮在山腰，使我们的炮阵地分成三块，谁和谁也投眼看不见、高喊听不见，只能靠有线电话指挥。
B师炮兵科长，时年四十多岁，哮喘，原来也说转业，因打仗才留下来。他要随YYS团执行穿插任务，负责指挥炮兵火力支援。因此，作战方案明确，YS军所有归属炮兵首先听从他的指挥，支援穿插。随和的他很关心我们，我们也很同情他的身体，让他少上山来，表示我们保证完成好任务。可他还是几次上山，就有关步兵和炮兵协同作战事项再三叮嘱。B师副师长也上来过两次。他为我们下这么大决心修路、拉炮上山赞叹有佳。他说：“在没有工程机械支援的情况下做到这种地步，简直是一个奇迹。”一位山东籍78年兵是他的警卫员，小伙子有一米八高，长得非常标致，大背一支冲锋枪、腰间挎一支手枪，恭敬而又干练。挺直的军姿、严肃的表情和红乎乎的脸庞透着他的血气方刚。副师长爱吃木薯，每次上山来，警卫员都要挖一棵扛回去烧着吃。在后来的战斗中，他们遭到敌人伏击，警卫员为了保卫师首长而牺牲了。
16日下午，“2月17日7时发起总攻”的命令传达到每个战士。自1978年12月第一次听到要打仗，官兵们惊恐地听从、忙碌地准备，现在变成了一分钟一分钟焦急地等待。
司务长买回了鸡，放进竹编的小笼子，每门炮后面放一个。这是因为，如果阵地遭毒气袭击，鸡就会先死，人就可以及时地采取防护措施。
天，渐渐地黑了。林场的一位姑娘还在我们阵地上。她是重庆知青，这几天，帮我们拉炮、扛炮弹，忙个不停。现在我们劝她回林场驻地，她不肯，说要和我们一起参加战斗。我说我们没有女兵，没人和她做伴。她说没关系，可以和我们一起吃住。当然我们休息也不会脱衣服。战斗中，她帮我们擦炮弹、扛炮弹、什么活都干，完全融入了我们连队的一员，和我们同生死、共命运三个昼夜。战争结束后，我们给她请功。因在战争时期表现优秀，她很快就调回重庆去了。而那些战前离开边境躲避的知青们战后又回了林场。
夜里10点，战士们像木头桩子似地站在炮位上。细心的战士和干部们则寻视着没有准备好的细处。我们的一排长似乎太细心了些，他让战士给挖了一个坑，自己藏在里面，棚上盖，只留了一个向前的观察孔。战场上的这种防护措施本无可厚非，但战士们在议论中却有些微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