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战争的灰砾
8、逃兔回口
中午，艳阳高照，这时的天气已经很热了。炊事班的战士们在丛林的散烟灶上做好饭，背的背、担的担，送到阵地上来。当人们从他们的背上接下行军锅后发现，司务长张基宏的背上烫起了一层水疱。
我用望远镜认真地观察着河对岸的零星战斗。在炊事班长的催促下，我刚端起饭碗，我们连派出跟随打穿插部队的两个无线通信兵背着电台回来了。我们派电台跟随穿插部队的原因，是他们的通讯器材通讯距离近。我们装备的是A211B调频台，开阔地带通讯距离可达二十五公里。当时也不知道部队穿插速度会有多快，他们一定要我们跟随到步兵的通讯器材够上他们的无线电台接力站。无线班长他俩一定很辛苦也很危险，通红的脸、满身的汗，背着四五十斤重的电台一步一晃地爬上山来。
“今天早上咱们的射击效果怎样？”我急切地向无线班长打听情况。
“不知道。”他气喘吁吁地答道。
我又急切地追问：“你们不是和穿插部队在一起吗？怎么不知道咱们打得好不好呢？”
班长无可奈何地看着我，用一口标准的四川话对我说：“哪个知道吗，咱们一开炮，我们狠不得把头钻到地底下去，哪个还敢抬头看噻。”
我突然明白了很多，深情地看着这位班长，想：“是啊！我有在远处观察炸点的权利和责任，你就没有，因为你们离炸点太近了——你是英雄、或者叫被逼出来的英雄。”
13点，我们接到敌情通报：越军要派歼击机、武装直升机支援地面战斗和实施轰炸。我向阵地全体人员通报了这一消息，气氛骤然紧张起来。以防不测，我令每个人挖一个单兵掩体，挖猫耳洞是来不及了。这时，才想起我们每门炮后还有一只装在笼子里的鸡。
“吆！咱们的鸡呢？”我问了一声。一个战士回答：“早就不知道吹到哪里去了。”可能是被火炮的气浪吹下了山后。
我们每个人都拿一把锹镐散开在阵地上，寻摩自己挖掩体的地点。不知道敌人的炸弹和炮弹会不会落在自己的身上，一锹下去，可能就决定了轰炸过后自己是死还是活着。正在战士们挖掩体的时候，山下有我军四个女兵向我们的高地上走来。我开始考量她们的来意：“是路过？有很多路可以走；去别的部队？这山上只有我们一个连；上级给我们派来的救护员？如果真是这样，那就预示着我们阵地遭轰炸的可能性极大了。”这个时候，我是多么不情愿相信她们是为此而来。
不大一会儿，正好能蹲下一个人的单兵掩体散落地布满了整个阵地。
我们的战士把四个女兵带到我这里。她们都二十岁左右，三个战士、一个干部，像四个离群的孤雁，茫然而又拘谨，说话的声音都显得特别小。
她们其中的女干部说明她的部队和身份后问我：“你是连长啊？”
“我是副连长。”我回答她。
“你们连长呢？”她们都用期盼的眼神看着我。
我不知道她们要做什么，就告诉她们说：“我们连长在很远的地方。你们要非找连长不可，我可以在地图上告诉你他的具体位置。”
我看她们不再言语，马上转个话题：“哦！我们指导员在阵地上，我把他叫过来？”
她们会意地对我点了点头。
我把情况用电话报告了在三百多米远1、2炮那边的指导员，他很快就赶过来了。女干部向我们诉说她们的遭遇：“我们跟随穿插部队救护伤员。他们边打边进攻，速度很快。当我们把两个伤员包扎好伤口交给担架队以后，已经没有了枪声，就找不到部队了。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一个骡马医生是男的，他带着我们不知道往哪里去。既然和部队失去了联系，我们就非常不情愿地向国内方向走。走累了，天气又很热，我们就坐在山脚下休息。刚休息一会儿，从我们身后的山上有敌人打了一枪，正好打在骡马医生的头上。他死了，吓得我们几个就跑开了。然后我们几个人到山上搜索了，没发现敌人，又把骡马医生的尸体交给了民工担架队，就回来了。我们能不能和你们在一起？”
我对她们说：“那不行，我们没有接收你们的权力，你们应该去找你们的上级部队。” 平时，我们这些光棍儿连是多么希望有女兵出现在我们面前，现在，根本就无暇顾及她们。
她们几乎是在哀求地说：“怕天黑前找不到了，和你们住一夜明天再去找行吗？”看来娇小单薄的身体在战场上并不实用，再看她们惊恐的眼神和执意要留的样子，我们不能再撵她们走。指导员把她们带到三百多米远的1、2炮那边，安排她们住在了离炮位不远的一间破草房里。天黑前她们再三叮嘱，如果我们夜里转移阵地一定要叫着她们一起走，千万不要把她们扔在这里不管。这种嘱咐显然是多余的，我们既然答应了她们，肯定不会扔下她们不管。
从早上经历了刀刃战以后，步兵继续向纵深穿插，我们确没有开过炮。当我们每次看到敌人的炮火和烟尘在火线上爆炸翻滚时，就确切的知道，那是我们的步兵在遭受敌人炮兵的蹂躏。我们隐约的看到火线上的步兵战友们奔跑、跳跃、倒下。这时，我们的战士会着急，会叫：“我们闲着呢，为什么不还击！”
打穿插的B师YYS团的任务是，开战当天向东南方向穿插二十五公里，与YT军会合，对敌人形成区域性分割包围，防止敌人向战线南面的大山里逃窜。但他们太艰难了，要避开雷区、砍草丛荆棘开路、边打边走。师长训斥他们穿插速度太慢，团长在电话里对师长发火：“你来试试，这是他XX的人走的路吗！”一直到下午四点左右，才进去了九公里。这时，他们遇到了敌人一个加强连和民兵并配有迫击炮营的阻击。随即向我们要了火力。
我们终于等到了还击的命令。“全连射击，N号目标，敌步兵，榴弹瞬发引信全装药，8发5秒装填，预备——放！”我发自胸腔的口令刚一出口，我们三块阵地一声轰鸣，六发炮弹一齐飞向敌阵。全连首发齐射以后，我们5秒一发、5秒一发地放单响。步兵要求的这种炮火支援方式，应该是自己立足未稳。发起攻击前，用零星炮火压制敌人不敢抬头，自己做攻击准备。敌人好象视破了YYS团的企图，向（立足未稳之敌）YYS团发起了反冲击。在我们不紧不慢的射击时，我身旁的阵地通话器里传出了急切的呼叫声：“打得好——快点打——越快越好 ！”我们连长焦急地重复着前方步兵的呼唤。这不是正规的口令，是嚷嚷；但一遍遍地重复、一遍遍地高喊。我突然意识到了该怎样理解连长的意图，当即修正了射击口令：“全连注意——急速射击——放！”这次只知道开始、不知道何时结束的最激烈的射击就此开始，全连火炮像疯了似的拼命地打个不停……我们手里复仇的炮弹以每分钟90多发的速度飞向敌人。不一会儿，我担心的问题终于发生了。山顶上的1、2、3炮炮长相继报告，火炮已经跳出炮位无限制地后坐，有的火炮的大架杵进了泥土继续往后退缩。我扭头向西，看了看离我二十多米远的3炮，它已经后坐了一米多的距离，驻锄在地上冲开了两条深沟。火炮移位，会形成射弹大距离偏离目标，还可能会伤及我军。迫不得已，我命令他们：“立即修复阵地，后投入射击。”不到一分钟，山腰的4、5两门火炮也发生类似情况。全连只剩下6炮在打。6炮阵地挖得最深，土坑形成了一个大锅底。炮一放，就后坐到锅沿上，然后又复进回原位，像个扔进铁锅里的钢球，在土坑里随着一声声巨响晃来晃去。6炮的前后运动幅度越来越大，向前复进时如果翻过前面的土坎就要滚下山去。我报告连长，请求停止射击。
连长高声喊叫着命令我：“不许停止射击。你听听步兵在喊什么！”
立刻，步兵无线报话兵的声音被接转过来：“快点打——越快越好——敌人冲下来了！”我还听到了他急促的呼吸声和跑动时电台的震动声。火线上的步兵边打边退，大声地呼唤着我们的炮火：“快点打——越快越好！快点打——越快越好——敌人冲下来了……”
这个时候，我们6炮的火力是如此的微不足道，为什么大量的大口径火炮却静观不动？肯定是还没有得到军区的同意。一会儿，我们连山腰两门火炮恢复了射击。我知道前方情况已经相当危急，狠不得三门火炮再加上一倍速度射击。
射击中，我发现6炮整个炮管冒起了青烟。我瞪大了眼睛观察和寻思着6炮的状况：“是炮管出现了裂缝？炮管就有爆炸的危险。”无论如何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就是明知炮管爆炸也得打，多打一发赚一发。我在6炮右侧只有七八米远的距离，便把电话机向后拉了四五米远继续指挥射击。耳朵震得受不住地疼，我才想起衣服口袋里装在小盒子里的防震耳塞。但没有时间掏它，也没有机会打开盒子，更不可能耐着性子把它塞进耳朵里，我弯腰在地上抓起两块泥塞进了耳朵。抬头间，我看见6炮的炮管侧面出现一排字：“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我想：“神了？”——想起来了，那面是“大海航行靠舵手”，是“文革”时期用漆喷上去的套着红边的白字，71年“9.13事件”后用绿漆把它们覆盖了。炮管受高热，漆厚的地方就显现出不同的颜色。炮管的油漆燃烧着，快速地由绿变黄、由黄变黑，射击还在继续……n
堆放在炮旁擦拭好的炮弹要打完了。6炮长报告：“副连长，炮弹快打完了！”
得到6班长的报告，我很想叫近在二十多米的3炮过来支援，却看见他们在紧张地修复阵地。我多么期望3炮尽快修好阵地投入射击，让我们的炮火再密集一些，就没有动弹他们。
我回头命令6炮：“1、3、4、5炮手快去搬炮弹！” 我又挥手向我身边的两个无线通信兵喊道：“你们也去！”
四个炮手和两个通信兵像狗撵飞鸭般的跑到炮后一百米外的弹药掩蔽所去搬炮弹。6炮只剩下炮长、瞄准手、2炮手在操作火炮，射击的速度明显减慢，人不够用了。“这门炮一定不能停！”我暗下决心，把通话器音量开到最大，扔下听筒加入了6炮的战斗。我和2炮手他一发我一发地轮流装填炮弹，退出的弹壳他一脚我一脚地踢到炮后。
我装的一发炮弹刚一射出，2炮手抱着炮弹对准了炮膛、前弓步、右手猛推，“咣当”一声，炮闩锁住炮膛。2炮手一怔说：“不好，一发减装药。”本来，我们打的是全装药炮弹，减装药是他在推装时猛然发现的。退弹、换装炮弹要耽搁时间，我脱口而出：“表尺加20、放！”这句紧急情况下根据经验下达的口令，是修正减装药与全装药的射击距离差，射弹不能偏离目标太远、但只能远不能近、因为近处是我们的人。
1、3、4、5炮手每人背一箱炮弹急速地跑回炮位放下，转身又去了。刚搬回的炮弹还涂着黄油，火炮气浪把土和草沫吹到上面粘得很牢，用竹片都很难刮下来。带着泥土和草沫的炮弹装填非常困难，我们就用三角木往炮膛里揳，弹壳退不出来就用手搬抽筒器抽弹壳……-
“停止射击！”指挥所下达了口令。我们终于炮火未断坚持到了最后。山下，122榴弹炮营立即狂叫起来，接续了我们连的火力。我步兵要转入进攻。
四分多钟，我们的6炮发射67发炮弹，严重超过标称最高射速，炮身像是火烧过一样黑红。瞄准手刘天成的左耳朵眼里流下了一厘米长的一丝鲜血贴在耳下。我摸摸耳朵，想把塞进的泥土掏出来，却发现两耳空空，泥土早就被震掉了。
火炮跳出阵地，完全是我指挥失误所致。战前，我就应该要求各炮，就是挖开松土两米深也要使火炮接触硬土，最起码也应该像6炮一样。“迁就部队，完不成任务是犯罪”好像可以用在我身上。我捶捶头：“教训，什么叫教训呢！”
炮火射击一停，不知何时又要开始，我马上跑到3炮指挥修复阵地。班长和炮手们都在紧张地修复炮位。刚才给他们的教训太深刻了，他们加深并扩大了驻锄坑，在两个驻锄后面都卡上了一米多长的竹竿或木头。几分钟后，各炮相继报告“阵地修复完毕”、“弹药清理完毕”。这时候，我一直提在喉头的心才放回了肚子里。非常紧张的时刻过去了，我们等待着下一次的射击。
已经两天一夜精力高度集中，激奋、操劳，还没有睡过觉，这时我才感觉到有些疲惫。精神稍一松缓，我却裹着雨衣在地上睡着了。不知道怎么睡下的，也不知道睡了多久。一个通信兵接到上级通报并把我拉醒说有“毒气袭击”。我睁大着眼睛，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身在何处。过去了十几秒钟，我才意识到“我们的炮？我们的战士？我们的阵地？”七八个民工用手捂着鼻子猫着腰往阵地后方跑。我立即抄起电话通知三百米外的1、2炮和山腰的4、5炮采取防护措施，指挥民工们到弹药掩蔽所隐蔽，用茅草封堵洞口。战士们都有毛巾和水壶，浸湿毛巾，便把嘴、鼻子捂了起来。因为没有看到爆炸和烟雾，我们不能确信有毒气袭击，但是，我们还是把钢盔和防毒面具准备在了手边，因为戴上防毒面具和钢盔的罪过是不好受的。看来敌人的炸弹袭击很快也要来临，每个人都瞄准了自己的单兵掩体，随时准备跳入其中躲避。
过了一会儿，上级传来敌情通报说：“越南国防部向其前线司令官解释，中国军队飞机把握着制空权，我们的飞机根本就不能起飞增援。”听到这个消息，我们的心轻松了许多。2月17号这一天，云南方向，我国出动各种战机370架次。
日落西山，我们可能不会再有射击任务。6炮还有一发炮弹在炮膛里。为了防止随时接到“撤出阵地”命令产生遗忘而发生事故，6炮开始退弹。他们用退弹器常规操作无济于事，又用手搬抽筒器费了好大力气，只抽出了药筒，弹丸却被死死地卡在了炮膛里。我们只有重新装回药筒，对着可能有敌人的地方把炮弹打了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