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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战争的灰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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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自有断指H主席的“不要夜间作战”,使我们少有了夜间射击的机会。天黑以后,我们连安静的、足足的吃了一顿晚饭。整个前线,没有了枪炮的喧嚣和口令的呐喊,恢复了平日的寂静。 “人往高处走”,似乎成了战场军人避免被动挨打的常规动作。不一会儿,前线部队撤回来的四五个战士来到我们这个高地上。他们扛一门迫击炮,背几发炮弹,还扛有一大串香蕉,坐在我们中间。其中的一个清瘦、干练、个头不高的好像是班长。他兴奋地高声吆喝起来:“哎呀!你们的炮太厉害了;你们一打铺天盖地,我们一打好像放屁。这可好,我们跟着跑了一天才打了四发炮弹。把我们放回来了。这仗打的!”这是一种非常特别的和我们打招呼的方式。 我们的战士答话了,问他们:“这香蕉是干什么的?” “我们扛了十好几里路了。” “我们这边那么多香蕉,扛它回来干什么,是不是怕回来的路上找不到吃的?”我问他们。 “不,这是越南的,个儿大。给你们割下一半,明天烤烤吃。”他们要我们分享。 “哈哈!我们可不要,明天你们继续扛着走吧,越往后方走啊,这越南香蕉就越珍贵。”我们的战士谢绝了他们的好意。我们又兴奋地闲聊了一会儿白天战斗的事情。他们几个把那门迫击炮围在中间,和我们的战士一起混滚在阵地上睡下了。 2月18日,前边的步兵已经看不见了,我们听了一天叮叮咚咚的炮声、战况通报和各部队传来的战斗消息。根据上级命令,我们要在黄昏撤出阵地。步兵不可能再派两个连来支援,只有几个民工会帮助我们下山。我们凝视着这山、这路、这坡、这弯、这炮。下山,会是何等的艰难。路,多数坡陡达30度以上,经过人们两天的踏行和干晒,路面反而硬了许多。1725公斤的火炮,没有制动装置,还得用两根炮绳倒拽着,炮轮垫着三角木,一步一步地、甚至是一寸一寸地往下放,稍有不慎,后果可想。从上山到下山,这些平时都不可想象的事情,我们必须面对、并去实施。 毕竟比上山的速度要快得多,大约晚9点左右,我们终于把六门炮和炮弹安全地搬下了山,离开了给我们刻骨铭心的234高地。= 黑夜里,我们顺着红河的一条支流龙沙河进了山沟,在路边山脚下的橡胶林里宿营。战士们有的抱枪合衣睡在车厢上,驾驶员们睡在驾驶室里,一部分人在橡胶树上拴上了吊床。我也睡在吊床上,身上盖着那块准备包裹尸体的塑料布。天,下起了大雨,听着雨水唰啦啦洒在塑料布上,山水嘻哩哩从吊床下流过,倦缩在这个小窝里,却感觉到从未有过的安全和安逸。正在似睡非睡之际,一发火箭炮弹狮吼般呼啸而来,在河对岸峭壁上爆炸,山石砸的河水哗哗作响也无人在意。 第二天,我们要休整一天。太阳刚刚漫过东面远处的高山,我爬上了住处西面的高地,认真地俯视端详着前两天的战场。在我身后的不远处可能有某个指挥所,丛林旁有两个战士带着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儿玩儿。孩子个头儿不大,长得很可爱。我的到来,他连看都没看我一眼,低着头继续着他无聊的游耍。我问两个战士为什么带一个孩子在这里。他们说,孩子是个越南人,一家五口在我军的炮火袭击中被打死,只剩下他一个。但孩子很听话,带我军部队找到了当地三个山洞,为我们的战斗胜利立了功。 我看着孩子,想象着他死去的家人,疑惑地问两个战士:“这孩子不恨咱们吗?” 一个战士很轻松地回答说:“不恨,他还小,不太懂事。” 战士们很喜欢他,冷了给他披上绒衣,想家了就给他压缩饼干和肉罐头吃。孩子和两个战士之间,看上去很熟悉,感觉上又很生疏。无奈的孩子学会了讨好“敌人”,他不时地扑捉地上的小虫子,有时候嬉笑着拿在手上给两个战士看。我实在想象不出,这孩子长大了会是怎样。 第二天上午,我们连来到“中越友谊大桥”边的我方一侧。 我国河口县城与越南老街,看上去像一个城市,但隔河相望,大桥相连。2月17日,在战争开始的第一时间,越南军队对大桥实施了爆破。属于越南的一根桥墩和大桥挎在他们岸边的桥基已被炸塌,两节桥梁向越方河岸底部倾斜,原认为装满炸药的两节小火车皮顺着铁轨滑落下去,顶在越南岸边被炸翻的松土上。南溪河、红河水还在悄无声息地流淌着,只有炸碎的桥墩散堆在南溪河水里,激起了一片愤怒的浪花。南溪河边的芭蕉、香蕉、木瓜树稀烂地躺在地上。越南老街,房子烟熏火燎、弹孔满墙、残墙断壁。有的大树拦腰折断,树头倒吊着。整个街区看不到一个人影。我们多想走过这百步之路到老街转转,更仔细看看这战后的街区,终因怕挨黑枪,我们没有迈出最后一步。 离被炸塌的大桥不远处,我军架起了一座水上浮桥。桥这边的岔道口,运送伤员的军用运输车往返不停,每辆车都用伪装网包裹着。驾驶室上面是伪装棚,在伪装棚的右前角,都悬吊着一条白色绷带,绷带中间一节像是蘸了红红的鲜血,这就是战场救护车的标志。车上,有的伤员头上缠着绷带、有的挎着胳膊,有的躺在担架上、有的被卫生兵抱在怀里。也有负伤的女卫生兵的脸肿得像个大冬瓜,但还是不得不细心地照料着身边伤势更重的男伤员。 无奈的等待是难熬的,我们转身进了街东面一个大门口。这里好像是一个学校,临时改成了野战医院。一排低矮的平房坐南朝北,每个门前都或戳或平放着戴有大片血迹的担架。屋里,用竹竿铺成的大通铺上躺着或坐着伤处不同的伤员。他们都只穿一条短裤,光着身子,小心地避护着扎有绷带的伤口。有男有女的医生和护士们愁眉苦脸地来回巡视,有的伤员还向他们怒吼或发牢骚。多数伤员则沉默无语,谁也不曾讲述自己的战例和伤残原因。从他们的表情可以看出,他们不是庆幸自己还活着,而是在不停地思考为什么没有更多的杀死敌人、而使自己瞬间变成了不完整的人。看来这些都是轻伤员,重伤员在哪里就不知道了。 我们离开医院回到街上,一辆卡车从医院西区的山路上开下来,停在路边。我扒上车尾一看,车厢底横躺着一排用黑塑料布包裹的尸体,有的已经碎断成几块,包成了一个圆形的包袱。 军人、民工围着我们烧糊的火炮指点着、议论着。进攻部队毕竟已经打进去很深了,他们以为我们是从最前线撤回来的,一定遇到了激烈而残酷的战斗,问我们的炮为什么会烧成这样等等。一个穿新军装的战士和我们交谈。他说他是YSJ师某连的战士,78年入伍的陕西兵。我们知道他是个伤兵,因为一旦受伤,无论轻重、军装是否损坏都要换新。我们副教导员问他是怎么受的伤。他伤得很轻、很乐观,在我们面前又有些腼腆地告诉说:“2月17号我们上得火车,下了火车上汽车,下了汽车徒步行军。夜,很深了,周围的山头死得没气儿。走着走着,连长下令宿营。我们问,‘没有营房怎么宿营啊?’连长告诉我们说已经进了越南了,还找什么营房?我们顿时感觉非常惊讶。谁也没再说什么,全连就坐在背包上拄着枪睡了。时间不长,很多炮弹就在我们人群中间炸开了。我们惊马似的四下里跑开,有的跟着连长跑到了高地上,有的跟着副连长顺着山沟沟跑,有的摔到了小河沟里。过了好长时间,觉得没事了,我们才又聚到一块儿,死了两三个、伤了十几个。我是一块弹片打在大腿内侧。”他弯腰抚摩了一下伤处:“没什么大事。” 我们副教导员接过话茬说:“哎呀,你们步兵不懂炮。有炮弹打过来吗——你们就爬下好了,不能乱跑。” 小兵这才不腼腆了,立楞着眼反驳道:“你算了吧,我们副班长都钻到猫耳洞里去了还把腰给炸断了呢!”逗得大伙一阵哄笑。 在这种环境中,围着我们的人精神都很振奋,谁都想诉说自己的经历。一个四十来岁身材粗壮的民工问我们,是不是可以和我们一起参加战斗。我们问他是干什么的,他说:“我一开始编在一个部队当担架队长,这几天抬回咱们不少伤员。昨天,有十六个越南伤兵叫我们抬回来。一开始我说,把他们埋了算了。首长不答应,我们只有抬回来。抬越南兵和抬咱们的人不一样,我们又气又累。到了红河的浮桥上我喊了一声,‘扔,都扔!’我们就把十几个俘虏扔进河里了。”担架队长怒瞪着眼睛,咬牙切齿的声音好像从腮部震了出来。 “那么远都抬回来了,过了河就到了吗。”我们的战士提醒他。 担架队长满脸愁容又戴些怒气地说:“边界上没有放俘虏的地方,还要抬十几里路才有呢。后来,部队首长知道了,他让我走,不要我了。不要就算了,我哪里都能找到活干——他们的两个兵押送六个俘虏,半路上一个说谎去拉屎,另一个谎说俘虏逃跑,把六个好俘虏都打死了,都不处理!”民工还有些愤愤不平。 我们在桥边呆了半天多时间,听了很多步兵战斗的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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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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