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天七夜

　　 其实，那晚上剩下的时间，只容我打一个盹。天蒙蒙亮时，全体集合的命令传到掩体。大家从藏身的地方钻出来。仅一夜时间，战友们仿佛相隔遥远才得以相见，相见时，已改变了各自的模样：我们的脸都很脏，衣服都那么绉，女孩子头发很乱地塞在帽子里；军用腰带显然一夜没解开，还那样扎在个的腰上；原本光滑的皮肤，密密麻麻布满了小红点，是被蚊子叮咬过的痕迹；稚嫩复杂的目光里，又新添赴疆埸的严酷，而在昨天，那一切还不够明显，那些在曙光里看来让我惊心。是那种无声又无声的列队，李指导员用眼睛迅速扫过队列，最后把我从队列里剔出来，然后轻声下达命令：“跟我来”！队伍走得那么快，一眨眼的功夫，就消失在寂静的薄雾里。望着队伍离去，我虽然有那么一丝的惆怅，可也松了一口气：大家是去阵地东侧的山里卸弹药去了，院里一直把我当保护对象。事实上的我，已经没有一点力气。去看看昨天晚上的伤员吧，手术后的伤员，是否都还活着？

　　 第一个紧张的白昼终于过去，当第二个黑夜降临时，我居然感到自己很幸运。因为带了纸和笔，即使是违反纪律的行为吧，总还是没有被发现。向华不会告发我；小李子也不会；夏所长太忙，几乎不能回到掩体休息；所以，当天黑下来什么也不能做，或者被思绪和炮轰害得无法合眼时，用蒙了红布的手电，匆匆记下白天发生的事情。那不只是一种打发时间的方法，也是一种平静自己的手段。一支笔和一张纸，在炮火之下究竟能有多强大？可就是它们，让人在震惊之下，一点一点找回安宁和力量。

　　 我藏身在掩体里，听着不时响起的枪声，又一次开始写我那封不知道哪一天，也不知最终是否还能寄出去的信。

　　 “爸爸妈妈，直到现在，我才感到战争是那么残酷。今天上午第一次看到牺牲的战士了。那一刻我感到自己在做梦，我用手揉了好几下眼睛，不能相信那是真的--我们的战士会死吗？”

　　 哦，我们的战士们在电影里很少可怕的死，可是那时他们似乎真的死了。他们血流满面，血迹在头上和脸上干结，看不清他们本来的样子；他们腹部有弹洞，血仍在不停地外渗；他们闭着眼睛，那眼睛再也不能睁开；他们那么僵硬，他们真的失掉了生命。我分明能听到自己内心有什么轻轻坍塌的声音。我不敢呼吸。
　　
　　那一瞬间，我迷惑和惊骇，几次打量我身边的战友，想弄清我是梦还是醒？人不可能这样坚强这样平静面对那么鲜活的生命死亡呵！可是，既没有惊叫，也没有眼泪。面对已经没有知觉的生命，大家不动声色，压下内心的风暴。我们象上课一样，看白付所长如何处理那具前不久还是活人的尸体。看他怎么用棉纱堵住还在流血的弹孔，看他如何用水擦拭那脸上的血迹，露出他们那么年青的脸；然后我们一齐动手，替他们换上新军装，可是只消一会儿，鲜血又浸透了军装，不甘心地把它染红，仿佛最后一次对我们诉说，他们只有一次的生命，毕竟不会轻易就这么逝去……我听着那无声的语言，能做的，就是当战友还活着，用长长的白棉布，把他们像孩子一般，一圈一圈小心裹起来，让鲜血再不能穿透，让伤口不再疼痛；最终，把他们放进象征死亡的黑色塑料袋里，等着让回国的汽车，把他们运回祖国安葬。
　　
　　 记忆中，这几乎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参加这么细致的尸体处理。不久之后，形势就变得严酷起来。记忆也混乱起来，每天发生的的事情，如果不借助当时的草草记录，仅凭记忆怎么也分不清楚了。就象一个可怕的梦境，反复地做了很多遍，分不清它们有什么细微的差别了。伤员和遗体，一天比一天多起来，没有了新军装，没有了白棉布，只剩下黑色的塑料袋。一直到最后的某一天，我们不得不放弃那些战死的人们。因为我们不得不撤回国，因为他们奉命要掩护我们，所以他们竟无幸马革裹尸还--安息吧，我的仍然那么年青的战友！
　　第二个白天。然后又到了黑夜。
　　
　　“爸爸妈妈，紧张的白天过去了，可是情况好象越来越紧张。晚饭之前照例来了一阵炮轰。这是我们目前遇到的最厉害的一次炮击。敌人当然是想炸桥。我们医院夹在弹药库和大桥这些重大军事目标之间，所以炮弹不分白天黑夜在我们头上飞来飞去。这次炸桥，敌人也没能如意，不过传言我们损失了一个排。炮轰时处境最危险的，还有我们的车队。车队就在大桥附近。那情况真是紧张万分，好在没听说损失什么。……又入夜了，上边命令不准出掩体，不准打手电筒，准备反偷袭。

“刚才所长回来了，然后又匆匆走了。他让我们全付武装，时刻准备行动，天黑后我们每人领到一颗手榴弹。战前直到现在大家都准备着，如果不得不被俘，就用唯一的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前面山上枪声不断，我们蹲着不敢乱动。因为掩体连头也遮不住。所长刚才又埋怨我们一次，说这太危险了！想想当初不是说挖猫耳洞嘛，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挖成了壕沟，这哪能挡炮弹呢！确实，是从前我们天真地以为，炮弹离我们远着哪。
　　
　　 ”一刻钟之前，一阵枪声把我们惊了一大跳，这枪声离我们太近了。一会儿，是后勤部来人的说话声，隐约是让医院去几个人，还听到汤司令愤怒的叫骂。原来，是后勤部的一个新兵过分紧张，没顾上问口令，就把查哨的班长撩倒了。那人头部中弹，当埸死亡。刚刚抬过来，放在手术室兼抢救室里”……
　　
　　 在我的记录中，阵地上的第二个夜晚，就在这样一种紧张和压抑中结束了。只是直到现在，仿佛还能听见那个白天炮弹飞过的尖叫声。还能看见我们的救护车从桥那边拼命往回开的情景。当时救护车接伤员去了，正赶在这个节骨眼往回开，炮弹“突突”怪叫地掉在汽车周围。开车的是张敬福班长，我惊讶的站在不远处，完全能看见他开车冲过来的表情，那么紧张那么拼命，那是和死神赛跑的表情；车在他手里疯狂地几乎是跳着轧过不平的土路往这边冲刺。我们几乎没人顾上进掩体，甚至男兵都惊叫出声来。关于这件事情，大概因为时间太过紧张的缘故，当天晚上的记录中只带了一句：“当时，大家都捏了一把汗！”

　　 大约六年前的一天晚上，我从外面回来，家人给我一个电话号码，让我一定马上回电，因为打电话的人一连打了好几遍了。我按照来电打过去。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让我叫了起来：“张班长！”那边“呵呵呵”地笑起来：“哎呀，你还听得出来是你张班长的声音哩！”我大声快乐地说：“当然，一下子就听出来了！”我很激动一连地问他：“你好吗，张班长？你好吗！”他说：“好，好，好，我很好。哎呀，找了你很久了，好不容量才打听到你。”我还是笑着问他：“从那儿打听到的？”他说：“是小候告诉我的……最近去德阳办了一次案。在哪儿我看到李来水指导员--知不知道，他现在改名字叫李凯了？”我说：“呵呵，知道知道，打完仗回来就改了。张班长，你现在哪儿？”他回答说：“我现在绵阳。”接下来又一次感叹：“哎呀呀，我还以为你听不出来我的声音哩！记不记得，我们一起上过前线哦。”我激动地说“怎么会不记得？记得有一天炮打得好凶好凶，你开着车从炮弹下冲回来，我们站在这边看，又喊又叫，紧张得都要跳起来了！”……
　　
　　又过了些年。去年夏天的一个晚上，知道我的这篇文章已传开。那时我正要出门，电话响了，是张班长的。我笑着接他的电话，问他做什么呢？他操着一口重庆腔告诉我：“正在和我儿子一起看你写的故事，我就想给你打个电话。”我笑个不停：“是么。”张班长说：“是呀，我在教育他哩，我对他说看嘛，你老汉当年在前线就是这样子的。”我一个劲儿笑，心里却感慨良多，问他：“他有没有兴趣哦。”

　　是呀，今天的孩子们有没兴趣呢。我真的不很清楚。

　　 十多天以前一个下午，王英打来电话，问我部队当年哪一天出发的？我把记得的告诉了他，他告诉我说正在写回忆录呢。同时又一次对我，说一定要去参加聚会呵；五天前的早上，战友的电话打来，问去不去绵阳，要去的话如何碰头一起走；紧接着是刘振超的电话打进来：他故做老成的数落我：“你说你这个闺女，你咋又不去了呢。”我也笑着逗他：“刘叔叔，你听谁说我不去了？”

　　 是呀，不管怎么样，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已经无法忘记了。那如同一道刀伤，不疼了，可是那癍痕还在。有生之年我们总会用自己的方式，维护并纪念自己的光荣。